蔡昉：挖掘两大源泉　推动经济增长 _ 经济参考网

　　改革红利的含义是什么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潜力还很大，需要挖掘这些生产要素的潜力；二是长期可持续增长终究要靠创新驱动，需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挖掘前一增长源泉和开启后一增长源泉，归根结底要依靠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蔡昉在日前举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改革开放同行”系列智库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发展奇迹的世界意义”的主题演讲。蔡昉表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复利效应前所未有，人口红利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现阶段，中国应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等措施，让农民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获得改革红利。

　　中国经济增长的复利效应

　　爱因斯坦说过一句名言：“复利是人类第八大奇迹”。复利是什么呢？比如经济增长，一个经济总量如果有一个增长速度，就形成了增量。这个增量加在总量中，在这个基础上再有一个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和维持的时间长短就变得很重要。如果一国经济有一个足够高的增长速度，保持足够长的时间，这时“复利”效应就会显现出来。比如增长速度是1%，想翻一番需要72年；如果增长速度是7.2%，10年就可以翻一番。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整个人类社会中，无论何时何地，经济都没有增长，人的生活水平没有改善，人的预期寿命也非常短。

　　工业革命之后才有真正的经济增长。英国是第一个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因此英国人的生活水平最先得到改善。在1880年，英国人的预期寿命是50岁。到1920年，英国经济的年增长速度达到0.9%。这已经非常了不起。因此，一个英国人在去世的时候，生活水平差不多改善了将近56%，这是前所未有的成绩了。

　　在英国之后，美国又成为了一个增长奇迹，1920年到1975年间是美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候。这个时期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大约是55岁。这55年中，美国经济年均增长2%，一个美国人一生中感受到的生活水平改善，也就是人均GDP大约增长了1倍，也是很了不起的。

　　后来到了亚洲，日本是东亚奇迹的一个代表，也是亚洲第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从1950年开始，那个时候日本人的预期寿命为60岁，也就是说可以活到2010年。在这期间日本每年的经济增长平均是4%，因此一个日本人临终时会发现，其生活水平改善了接近10倍，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1981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是68岁，过了30年，到2011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8.8%，已经显示出复利的效果了。这个时候中国人感受到的生活水平的改善，已经超过了10倍，超过了所有的历史记录。

　　如果一个1981年出生的中国人预计活到2049年，正好是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的时候，假使人均GDP　8.8%的年经济增长还保持的话，中国人一生中可以感受到生活水平的改善，大约可以是数百倍，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8.8%的人均GDP增速不会一直保持下去。但今后保持中高速的增长速度，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中国奇迹。这样一个经济增长奇迹，放在历史和国际视野中，都是如此卓尔不凡。

　　中国经济奇迹并不是无意识的行为结果

　　对于改革开放来说，今年正好是孔子说的“四十不惑”，我们应该看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含义是什么。四十不惑的含义指的是把中国经验、中国故事，提升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讲世界意义也好，讲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也好，我们应该放在世界视野中，不要自说自话。

　　在国际学术界活跃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人都承认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成就。但是怎么解释这个成就的取得，每个人的看法还是不一样。

　　正如凯恩斯说，许多人往往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俘虏。有两个已故经济学家的观点支配着国际上经济学家如何评价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第一个是钱纳利，曾任世界银行的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他认为，一个国家只要纠正体制弊端，就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不管这个国家是否具备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其实不具备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是因为改掉了体制弊端，就可以回到了原来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上。因此，有很多经济学家，比如保罗·克鲁格曼就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只是一次性的，不会长期持续，也谈不上什么奇迹。

　　这些经济学家一直这么说，但解释不了中国经济到今天还在快速增长的事实，年均9.6%的增长率保持长达40年，怎么能说是一次性的效应呢？因此，作为经济学家，我们需要找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第二位比较有代表性的已故经济学家是哈耶克。哈耶克说，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看到的一个好的结果，实际上是人类无意识行为的一个非预期结果，即人们没有想到会达到这个结果，只是盲目地去干，最后形成了一个看似好的结果。

　　有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引用这句话，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经典案例，注释了哈耶克的无意识结果的假说。这个论断的第一个错误是忽略了改革的出发点，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第二，这个论断也忽略了改革中企业家、农民、工人、各级干部的心血和汗水，把他们的改革努力都一笔勾销为无意识的行为，这是说不通的。

　　人口红利对推动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过去40年中国GDP总量增长了29倍，人均GDP增长了20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了16倍，同时这个16倍是由劳动生产率增长16.7倍来支撑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时间长，而且非常快。过去我们强调人口多和劳动力丰富是国情，后来发现这个国情也可以成为促进增长的人口红利。

　　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比如1980年到2010年这3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每年增长1.8%，而依赖型人口每年以0.2%的速度下降，这种剪刀差就造成一个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结构。劳动力供给非常丰富，而且很便宜，每年又有大量新增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新增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比存量劳动力高，因此人力资本得到改善。

　　从资本角度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多，人口抚养比低，这样的人口结构有利于储蓄，因此我们改革开放时期具有比较高的居民储蓄率。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也会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因此在这个时期储蓄率高，资本积累率高，回报率也高，很自然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因素。

　　再看生产率，或经济学家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改革开放时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来源于资源重新配置，也就是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产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产业，这种资源重新配置构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有这些因素都和特定的人口结构相关，所以我们把它叫作人口红利，这是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有了这些因素，把它放在总体生产函数中，就得出了比较高的潜在增长率。我们估算，在2010年之前3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10%，中国也的确实现了大约10%的实际增长速度。

　　当然了，人口红利印度有，非洲一些国家也有，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人口结构变化也逐渐转向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只有在改革开放时期才实现了高速增长。因此要实现经济增长还需要充分条件，这就是改革开放。

　　改革就意味着消除生产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以劳动力流动为例看改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第一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对农业生产增长的贡献为46%。同时生产率提高以后，农户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可以从生产率低的部门退出来。这是资源重新配置的第一个步骤。劳动力从农业退出以后还要有相应的改革，他们才能流动起来，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从农村流向小城镇，再流向各级城市，从中西部流向沿海地区。

　　第二个步骤就是劳动力在产业间、城乡之间的流动，也涉及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允许农民长途贩运农产品、自带口粮到邻近城镇就业、票证制度的改革，以及用工制度的改革等。

　　第三个步骤，流动以后要真正进入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先是进到非农产业，进到乡镇企业，进到非公有制经济中，进而进到沿海地区，直至进入国有企业就业，这个过程也需要一系列的改革。因此，这个改革过程便创造了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以及如何把人口红利转化成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这个过程是我们改革成功的体现，同时也必然是一个增长和分享的过程，因为其核心是重新配置劳动力，使就业更加充分。

　　到201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达到了峰值，之后是负增长，人口抚养比也达到了谷底，之后是迅速提高，这些因素相应都改变了过去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变量。比如，劳动力开始短缺了，工资提高了，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加快丧失。新增劳动力越来越少，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也就放慢了。劳动力开始短缺，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了。农民工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速度也大大放慢，资源重新配置的空间也缩小了。因此，利用这些新的变量进行测算，发现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了一个台阶。

　　特别是2012年之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下降，实际增长率也在下降。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高速增长的时期，因为中国不再享有人口红利，保持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从依赖人口红利转向依靠改革红利。

　　必须通过改革释放和开启潜在增长能力

　　中国劳动力总量巨大，农村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还有27%的劳动力在农村务农，而高收入国家平均只有4%的劳动力在务农，一些和中国发展阶段类似的中高收入国家也只有12%的劳动力从事农业活动。因此，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潜力还很大。这些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将为经济发展提供大量的劳动力供给。此外，中国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和高收入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中国仍可通过大力发展教育、提高教育质量，改善人力资本的积累。

　　要实现这种转移，必须靠改革。比如，通过推进户籍制度等领域的改革，促进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在产业间地区间流动并进入城市，让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可以提高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和资源重新配置效率；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及为中小企业和非公有经济创造更好政策环境，推进公平市场竞争，则可以提高资本回报率。

　　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资源重新配置效应逐渐弱化的情况下，非农产业内各行业之间以及一个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源泉。只要同一行业企业间存在着生产率差异，则意味着生产要素尚未达到最优配置。通过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营造公平竞争和创造性破坏的环境，可以赢得长期可持续增长源泉。

　　通过这些改革，可以得到实实在在、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即改革可以直接改善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提高生产率，进而提高潜在增长能力以及实际增长速度。或者说，从长期看改革可以使潜在增长率的下降速度更缓慢一些，维持中高速增长的时间更长一些。这样才能支撑我们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及在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