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了，一分钱没见着……”报载，从2012年11月至今，从劳动监察投诉、行政复议到行政诉讼判决两审后发回重审，第一轮一审二审、第二轮一审二审、第三轮一审二审，岳景文和他的11名农民工友维权6年，历经9次劳动监察和审判，仍没拿到工钱。而在此期间，欠薪公司自2014年9月至2016年8月先后进行17次法定代表人、投资人等变更，注册资金也由2000万元变为800万元。

　　这一事件之所以引人高度关注，除了讨薪时间长、过程曲折而仍无结果外，更关键的还在于，当事企业在民工讨要欠薪过程中，频繁变更法人工商注册登记信息，几乎不到两月就变更一次，不免让人惊诧这背后的动机。

　　客观而言，就现有信息看，当事企业频繁变更法人工商注册登记信息，并没有证据证明必然有恶意存在。但众所周知，企业欠薪，民工申请仲裁、司法讨要，不管是劳动监察，还是法院判决，乃至后期的强制执行、列入司法老赖黑名单等，一定时期内都要有相对明确、稳定的法人信息，才可依规、依法行事。否则，相关部门连企业频变的基本信息都难搞清楚，又如何有效地开展相关裁决、判决、执行等工作？

　　也就是说，欠薪企业频繁变更法人信息，不管主观上有没有恶意，客观上都会增加民工讨薪和执行难度，从而让失信人更易逃避法律责任。对有关部门而言，对欠薪企业法人信息登记变更，起码是在民工、有关部门讨薪、依法裁决或判决执行期间，应该有所限制和规制。

　　但遗憾的是，目前我国的法规对此规制似乎还是空白。首先从法律层面看，不管是《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还是《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等，对欠薪企业变更的规制是没有的；其次，从实践和配套制度看，不管是劳动监察部门仲裁还是司法部门的司法规制看，对此也都没有涉及。

　　这方面制度的缺失，一个层面为恶意欠薪打开了直接方便的后门，另一层面也折损了打击欠薪制度的威力，影响地方政府、司法部门等打击和遏止欠薪的公信力。更让人忧心和需要指出的，随意、恶意变更法人信息，逃避和推脱欠薪给付的并非个别现象，而是近些年来时有发生和曝光的现象。

　　此次报道事件，再次强力警示有关方面要及时和深刻敏锐看到这一点，并及早采取得力措施，对此类现象有所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