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还未形成前，草原民族已用草原之马交易中土之丝，待秦朝连贯各国的边墙形成一道长城，交易始集中于关卡。秦北方边防以匈奴为大敌，故作为战略物资之马匹多与月氏交易所得。 丝绸之路大动脉成形于公元前3 至公元前2 世纪之间，是亚历山大东伐波斯、抵达内亚，稍后汉朝与匈奴大战，将统一战线亦伸展至内亚，方造成接轨。在丝绸之路的早期史上，月氏人仍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正是他们建立的贵霜帝国构成此大动脉的中间环节。月氏之崛起约与安息帝国同时，两者亦很快成为贸易伙伴。 问题在于：安息与罗马乃长期交战国，丝绸之路遂出现分叉现象，终另辟海上丝路之蹊径。

　　在欧亚的东西大动脉未就绪前，地域性的微细血管网络应早已存在，而且它们多分布于跨文明地带。在东端，它们散布于草原游牧民及其毗邻的绿洲聚落之间，后者即塔里木盆地的“西域”诸邦。当伊朗、印度与中国等大国对奢侈品的要求骤增，长途跋涉的跨国商旅即成为常态。印度商旅前赴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城邦购买中国的丝，中国商旅则至该地购买印度的香料，而于阗的玉亦供应中国的庞大需求。

　　在西端，北阿拉伯的帕密拉（Palmyra）与佩特拉（Petra）等绿洲市集早于亚历山大之东征，而由安息人建立的杜拉- 欧罗坡斯（Dura-Europos，详后）则兴起于丝绸之路形成之前。 除了这几处希腊化世界（后来则是罗马）与安息帝国接壤的绿洲市镇外，阿拉伯半岛也加入这个跨地域贸易网。地中海区自古即从该半岛南部收购乳香（frankincense）和没药（myrrh），用于宗教祭祀与殡葬，其需求不亚于中国对玉的需求。 其供应地之阿拉伯半岛南端，古有示巴（Saba or Sheba），后有希米叶尔（Himyar），皆在今也门之地。该地的商旅很早就掌握了印度洋的季候风规律，往返印度，从该半岛西南岸进口肉桂、胡椒以及各色芬芳的松脂，售予地中海地区。罗马人原初不知，以为是阿拉伯半岛南端的土产，待罗马征服埃及后，帝国治下之商人开始从红海进入印度洋，掌握了季候风规律，直接用红珊瑚和玻璃制品交换印度的香料，却在较北的印度河口之贵霜商埠首先遇见了中国的丝。

　　丝绸之路的中国一端大家比较熟悉：它起自长安（东汉时始于洛阳），穿过河西走廊敦煌等地，进入塔里木盆地，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边缘的绿洲地带西进，是为天山南路北道与南道，至于天山北路则途经准噶尔盆地、七河地区和楚河流域，殊途同归，都在河中地区会合，粟特与大夏等地遂成为丝绸之路的集散地，盖这条大动脉经由该地区接驳到伊朗与罗马。它从内亚进入安息帝国的东北角，穿过里海南部的走廊，这道走廊类似汉帝国的河西走廊，都是沙漠边缘的狭长通道，然后抵达幼发拉底中游的杜拉- 欧罗坡斯这个大转运站、进入罗马，沿线有众多的旅行商队歇脚的小镇。

　　此道多险阻，而且罗马与波斯的关系阴晴不定，故罗马商人掌握了季候风的规律后，可直接航行到印度海岸，采购香料、珠宝、纺织品，尤其是中国的丝。罗马则输出琉璃、金属器皿以及灰泥塑像。中国与罗马无直接交往，使贵霜帝国的中介地位益显关键，贵霜铸造与罗马等值的金币，即其从海上绕过竞争对手安息帝国之明证。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欧亚大通道的形成，将四大帝国的周边地区都调动了，搞活了。尤其在贵霜帝国衰落、更强势的萨珊帝国代安息而兴、将运往西北印度海港的中国丝转移了一大半至伊朗—黑海陆上商路之后，罗马遂开始积极经营红海。特别与非洲红海岸基督教国家阿克苏姆（Axum，即埃塞俄比亚）结盟，从南阿拉伯也门地区的希米叶尔等邦手中夺取前往印度的商道。 但运往印度西北角的中国丝既大为减量，埃塞俄比亚人纵使切入阿拉伯人的海上商道，顶多掌握了南印度的香料。幸好丝的供应也有经马来半岛者，乃从恒河口贴着孟加拉湾东岸至马来半岛细腰的克拉（Kra）地峡，着陆穿越之，进入暹罗湾，从此接通华南，并在途经之地造就了供停歇的“扶南国”。约与阿克苏姆势力盖过南阿拉伯半岛之同时，即公元350 年前后，扶南较消极的角色亦被新进场的马来人取代。马来人利用季候风打通了南中国海至斯里兰卡的商道。他们不只为南印度带来了中国的丝，还有香料群岛的香料。东晋法显和尚取经的生涯即此段历史的缩影：399 年，他从长安出发，经陆上丝路的西域等国，跨过葱岭，抵达印度，待至415 年回国时，则从斯里兰卡出发，经耶婆提（爪哇或苏门答腊）等地回抵中国山东，显示这些航线已到位。

　　萨珊帝国也没闲着，从3 世纪起，它鼓励波斯人建立从波斯湾至印度的垄断，至7 世纪时甚至一度占领红海与拜占庭的埃及，在东面其商旅活动则直达中国的广州，波斯商人在印度洋这条线上的活跃并不因伊斯兰征服而减弱。 因此，埃塞俄比亚人的活动并非是强势，他们甚至未能全面取代南阿拉伯人，只是从西方（罗马）的角度看海上丝路，倾向将他们的身影放大而已。这些埃塞俄比亚人成为来自罗马帝国的“希腊商人”，他们使用希腊钱币，其后则用拜占庭钱币，此等遗留在南印度大量出土，再加上有人用希腊文为后世留下这条道上的地理风土记录《厄里塞雷亚海航行记》，故印象中是罗马的希腊商人支配这一带。

　　波斯人在海上丝路位居中央，类似贵霜人一度在内亚之枢纽地位。但海上丝路也调动了四大帝国南缘的阿拉伯人、埃塞俄比亚人、西北印度人、南印度人、斯里兰卡人、孟加拉人、扶南人和马来人。前述《厄里塞雷亚海航行记》称丝来源于印度以东的“内陆大邑秦那”，并透露罗马世界已知晓印度孟加拉湾的海口。2 世纪的地理学家托勒密绘制的世界地图上已有中南半岛与南中国海。在暹罗湾区遗址出土了罗马五贤君之安东尼�6�1庇护铸造的纪念章，年代是公元152 年，其地可确定为中国史书中的“扶南”。 根据《后汉书》，大秦国君安敦（当为五贤君之末的奥勒留）在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 年）曾遣使至中国，虽然罗马史并无记载，汉书亦谓“疑传者过焉”，但总算留下了欧亚大陆两端挂钩的一鳞半爪。

　　正是丝绸之路发明了China

　　贵霜帝国疆域一度直跨中亚与北印度，连接两地的中段为克什米尔。贵霜坠后，该地一度为白匈奴所盘踞，中国的《魏书》仍以其为“大月氏之种类”（详第十九章）。继白匈奴后，此地又出现一个克什米尔国，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的“迦湿弥罗国”当为其前身。克什米尔堪称强大，在8 世纪时甚至阻挡吐蕃帝国的南进，其势力西及信德，东至孟加拉湾。后国势渐衰，至14 世纪始消亡，被一个伊斯兰素丹邦取代。克什米尔国可能刻意保存贵霜的传承。 伊斯兰世界的印度学创始人比儒尼（Al-Bīrūnī, 973—1048，详后）在其11 世纪的著述中记述克什米尔人称其北方大山之外为“摩诃秦”（Mahā�0�6īn），应不是中国的现名，而是古称。

　　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2 至3 世纪贵霜时期的文书透露来此处定居的中国人皆被冠以“秦那”（Cina）姓，姓之后是用梵文通俗语（Prakrit）拼音的本名。尼雅文书与钱币上用梵文与汉文双语，其行政体制却是贵霜化的。 中国人皆姓“秦”，与中国将贵霜来客皆冠以“支”姓（月氏亦称月支）、把所有安息来客冠以“安”姓如出一辙。而且，在安息帝国亡后数百年，唐代仍在西域设“安息都护府”。果如是，则“大秦”一词当源自贵霜，后者之先祖乃月氏，彼等不只是秦时对中土友善之游牧民，且在未西迁前长期定居甘肃一带，当于秦国在统一中国之先即以“秦”为中土之统称，随后的改朝换代只是政权更替，无改于国名。这好比俄文里中国一直是“契丹”（Кита�0�7й）一般，虽然辽朝从未统一中国，契丹时代亦早已过去，但辽朝时正是今蒙古草原从“突厥斯坦”转化成“蒙古利亚”之时，深受蒙古之祸的俄国人在语言称谓上似乎固置在蒙古利亚的诞生期。罗马人从贵霜处获得中国的丝，方在公元1 世纪的希腊文地理书中写到丝来源于印度以东的“内陆大邑秦那”。但中国这个“大秦”如何又将罗马也变成“大秦”，是否从也是道听途说的中介人贵霜处得知罗马“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在这里，只能以比较历史为参考，做出蠡测：罗马一旦成为“帝国”的同义词后，即使在日耳曼出现的帝国也被当作“罗马帝国”；当蒙古成就世界霸业后，即使在印度建立的帝国亦被冠以“蒙古”（莫卧儿）之名。贵霜人可能视“大秦”为普世帝国的参照词，但汉代的地理观从贵霜处接过这个国名后，不见得与本国史上短命不祥的秦朝发生联想。除此蠡测之外，则是一个千古之谜。顶多能说：两个“大秦”是丝绸之路这个长筒西洋镜两端彼此观照的朦胧身影。

（文章摘自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新世界史. 第二卷》，作者：孙隆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