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的课程开始了，数学系的学生们来到15号教室，用一个小时学习分数，而上地理课的学生正在12号教室上课。下课后，另一群学生来到12号教室上历史课，还有一群学生去3号教室上英语课，进进出出，每天如此。这些学生是如何知道自己应该前往哪间教室的呢？当然是因为有人提前做了准备，制定了课程表。如果课程表不管用，事情就会一团糟：老师要上法语课，可学生正要学物理，不同课程的学生挤到了同一间教室里。如果课程表管用，那么每一天的课业都是和谐的。

　　课程表将目标不同的人协调在一起，即学习不同科目的学生。制定课程表的人需要将所有的课程按照给定的教室数目和教师数量进行匹配。经济体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协调问题。你现在想要一副新耳机，你的朋友想要电脑游戏，而我想要喝杯咖啡。到处有人提出奇奇怪怪要求，就像是肉丸口味的口香糖（没错，这东西真的存在），他们的要求恐怕我们永远都不会提。如果你和朋友一起上街，会遇到销售耳机和电脑游戏的商店，如果我现在停下笔出门散步，肯定也能找到卖咖啡的地方，就连那些想要肉丸味儿口香糖的人肯定也能找对地方。

　　在经济学上，与学生到正确的教室上课类似的情况是公司按照人们的需求生产正确数量的各类产品：当人们总共需要100万副耳机的时候，耳机生产商就生产了100万副；咖啡和电脑游戏的供应商也是如此。那么，是谁来为经济体制定时间表呢？是谁告诉耳机生产商，需求是100万副呢？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没有人做这件事。实际上，我们已经太过习惯于此，甚至已经对这件事熟视无睹。通常只有在出现差错的时候才能意识到，即当一家电脑配件制造商停产，而你想要购买的笔记本电脑显示缺货的时候。就在我们眼皮底下，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每周都在发生——大多数时间，经济体良好地运转，没有时间表！为什么混乱没有常常发生？

　　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1921—2017）和出生在法国的经济学家热拉尔·德布勒（Gérard Debreu，1921—2004）带领的一个团队试图回答这个问题。19世纪，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市场完备基本理论研究单个市场的供给和需求。耳机的供给和需求有赖于耳机的价格，石油的供给和需求也同样如此。当石油的需求大于供给时，石油的价格会上涨，鼓励人们减少需求，而石油公司增加供应。最终供给和需求会回到平衡状态，实现“均衡”。在均衡状态下，石油的价格处在生产商供应等于购买者总需求的水平。如果供给和需求是一张跷跷板的两端，均衡状态就是跷跷板恰好平衡并且保持静止的时刻。

　　其中的问题是，石油价格影响的不仅仅是石油市场。阿罗指出，当由于得克萨斯州和波斯湾发现新油田导致油价降低时，其影响是方方面面的。人们开始用石油取暖，而不是煤炭，这导致矿场的雇佣人数下降。炼油厂的规模越来越大，刺激了对钢铁的需求。便宜的油价鼓励人们购买汽车，这导致铁路运输的衰退。就这样，一个市场的变动，在许多市场里引起了涟漪。马歇尔的需求和供给是“局部均衡”（partial equi librium）的理论：忽略了那些涟漪。

　　捕捉这些涟漪是困难的。在局部均衡的理论框架里，我们将石油市场的运动视为跷跷板，只取决于石油的价格。我们怎样才能够将不同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纳入考察范围呢？想象将石油市场的跷跷板和汽车市场的跷跷板连接在一起，每一个跷跷板都连着几十个其他的跷跷板，甚至上百个。

　　“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是研究那些跷跷板连接运动的理论。这一理论始于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莱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1834—1910）。单一市场的均衡可以简单地写成一个方程式：供给=需求。在瓦尔拉斯的理论里，石油的供给和需求有赖于经济体中所有商品的价格，包括耳机、咖啡等等所有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如果一共有100万种商品，那么你会得到100万个方程式，每一个方程式形成的依据是100万种价格。当每一个单一市场的供给等于需求的时候，所有的跷跷板都不再摆动。在瓦尔拉斯的数学表达中，只有当所有的方程式同时成立的时刻，这才可能发生。瓦尔拉斯并没有找到这个数学问题的答案，然而阿罗和德布勒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