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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新世界及其责任
2017-09-06 作者: 王烁 来源: 经济参考网

 

作者:屈运栩等
出版:浙江大学出版社 

  1943年秋,二战犹酣,未来的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接到了来自工业巨人通用汽车公司的邀请,由此开始了他对通用汽车公司长达18个月的调研,成果《公司的概念》(TheConceptofCorporation)于1946年出版。这本书引爆了企业研究领域,它不仅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一位外人在企业内部进行深度研究的结果,还成为管理学的开创之作。甚至通用汽车公司传奇总经理阿尔弗雷德多年以后的自传《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也被视作关键内部人对这本书的系统回应。一宗事件,引出两本名著,成就一段佳话。

  2016年正好是《公司的概念》出版70周年。德鲁克说,通用汽车代表的新兴大公司是一种此前未见的组织,正在改变美国“个人—社会”二元结构。不管愿不愿意,工作者能否在大公司里实现人生价值,而大组织能否通过内部的生产结构产生效率、获得利润,对外能否与社会价值观兼容,成为美国社会能否成功的关键。

  这本书到今天也完全没有过时,而现在是新一代“公司的概念”出世的时机。今天需要theconceptofinternetcorporation(互联网公司的概念)。互联网公司对社会的改造,比70年前大公司对社会的改造来得更全面、更深入。分析互联网对社会冲击的书市面上已有很多,但分析互联网公司作为一种新型组织及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书,我还没有见过。你们手中的这本书也算不上这方面系统的尝试,但可见一丝端倪。

  与现代大公司的兴起冲击传统社会相比,今天互联网公司的兴起对社会的冲击显然更全面、更彻底。

  ——更全面。对各种使用场景的发掘、进入和控制,使互联网公司系统地改造社会。

  ——更彻底。互联网公司洞穿了其对人们生活的层层传统保护。今天网络上没有人不知道你不是一条狗。跟身份有关的一切信息,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敏感,又越来越被滥用。

  这一切都发生在5~10年之间。现代大公司的代表,通用的兴起花了30年,而互联网公司则是每10年给社会洗一次牌。有史以来第一次,一家公司从初创到成为统治一个行业的超级独角兽,只用了5年时间;成为横跨多个领域的控制性平台,也只需10~15年时间。而且不是一家,而是一批。支付宝、Facebook的兴起不过10年时间,微信刚过完5周岁生日。这个周期没有变长的迹象。

  商业社会失败者无数,互联网公司亦不例外。当代的互联网公司想要获得成功依旧很难,攀至金字塔尖的还只是极少数。但如果公司能奔驰在成功的轨道上,那么其速度、势头、爆发力都是空前的,甚至令人头晕目眩。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和管理者必须完成从颠覆者到守护者的角色转换,尽管他们很难走出颠覆者的心态,却必须担起守护者的责任,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而且到来的是那么的快。

  世界是如此,中国尤其如此。

  与美国互联网巨头面对成熟社会、成熟商业环境、成熟竞争对手不同,中国互联网公司狂飙突进,只是偶尔面对旧秩序,更多的是经过蛮荒地带。市场经济在中国兴起不到20年时间,完整的商业社会秩序——商业模式、竞争与秩序的形成、政府规制——要么是在草创途中,要么还是空白,就遭遇来自互联网的轮番洗礼。中国互联网公司越来越不是中国商业社会的冲击者,许多时候并无可冲击的对象。他们更是塑造者,因为常常要从一片空白中塑造商业模式,要在丛林竞争中寻找策略及其伦理,因为外在规制远远落在后面。中国互联网公司极为年轻,其创始人和管理者们也同样极为年轻,他们必须迅速调整心态,丰富技能,转换角色。

  德鲁克之所以认为通用汽车代表的大公司极为重要,不光是因为当时大公司作为主导性力量刚刚出现在社会舞台上,还因为它是美式自由企业模式发展到那个时代的代表,可与纳粹主义和苏式计划经济模式竞争。美国社会要成功,前提是代表性大公司如通用的生产方式、管理之道获得成功:既要有效率,获得利润,而获得这些的过程与结果又要符合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自由竞争、机会平等、努力就有回报。

  公司要追求利润,同时社会组织、员工和管理者也要在大公司的阶梯上追求职业进步,因此公司同时也是社会人。公司在社会里生存发展,个人在公司里获得工作带来的回报和成就感,实现抱负。德鲁克强调,那个时代的大公司不仅带来了前所未见的分工合作的生产方式,还有更多的使命,即折射、凝聚、扩展社会的基本价值观。由此,德鲁克提出工业公民(industrialcitizenry)的概念。大公司在再造经济微观过程和结构的同时,要与社会价值观兼容,也有责任帮助员工获得比单纯受薪更完整丰富的人生。

  年轻的互联网巨头们,跟70年前的通用汽车们一样,从整体经济上看,无论其营收、利润还是员工人数,所占比例还很小,但重要的是它们引领了时代。这些期许和要求,也适用于今天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互联网公民(internetcitizenry)这一课需要补上,从思考这些开始。

  中国互联网巨人们面临与工业化大公司兴起时完全不同的环境。当今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是什么?我们远不能像德鲁克那样几无争议地给出答案,它仍然在焦虑、纷扰和忙乱中酝酿,远未定形。正因如此,中国的互联网大公司有比前辈大公司更大的责任去参与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的塑造,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与政府、社会、竞争者、员工的合理、健康、可持续的关系。这责任当然并不唯一地属于它们,但它们往哪个方向努力,确实关乎中国能否塑造良性社会。

  举目前望,中国的互联网大公司至少有三重责任:

  ——保持商业竞争伦理始终不堕于底线之下。

  ——互联网公司事实上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且重要的个人信息的托管人。在商业使用与隐私保护之间,互联网公司需要找到合理的托管原则,以最小程度获取并最大限度保护用户信息和隐私。

  ——超级互联网公司更有一重责任:提供仲裁。它们既要促进信息的自由流动和交易的自愿发生,但又不能以此为由放任用户滥用权力。厘清两者边界的努力,无论中外,都是刚刚开始,对Facebook、Google是如此,对阿里巴巴和腾讯也是如此。无论它们自己愿不愿意、社会愿不愿意,这些私人拥有的超级互联网公司正在成为更多社会行为的仲裁者。这是一个全然未知的领域,每一步都争议重重,但又不能不走。

  没有哪家公司愿意承担如此沉重的责任,但没有办法,力量越大,责任越大。腾讯、阿里巴巴、百度、360、小米,还有无数今天的独角兽、明天的BAT(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三家公司的缩写),都责无旁贷,没有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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