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管方面，对数字金融和传统金融要设置统一的、明确的监管标准。在分业监管的框架改变之前，‘一行三会’应成立互联网金融监管委员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在出席上海新金融研究院主办的第四届金融科技外滩峰会时提出上述建议。

　　黄益平表示，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已经成为决策层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最近三年来，金融风险不停地在不同部门之间游走，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影子银行，房地产市场、外汇市场到数字金融行业。

　　风险是否已经把控不住了？是否已经变成了系统性问题？对此，黄益平做了分析。

　　第一，为什么原来这个问题不突出？黄益平认为，风险一直存在，以前没有爆发的重要原因是我国经济一直持续高速增长，并且风险有政府兜底。但现在“这两个因素都在淡化”，政府继续兜底的能力在减弱。“我们现在增长速度在下降，政府兜底能力在减弱，系统性风险可能会上升。”

　　第二，M2与GDP之比已经到了208%，同时可投资资产相对比较稀缺，这就导致了很多流动性在追逐有限的可投资资产。“不管到哪个领域，很容易出现繁荣、风险、泡沫，最后变成调整”

　　第三，从监管的角度来看，也有很多需要反思的问题。一是监管政策协调不当的问题；二是监管政策定位的问题。“监管对金融稳定的考量和行业发展的考量混在一起，金融市场的监管和宏观经济政策混在一起。”；三是在金融系统中，有一些没有得到比较恰当或充分监管的部门，包括影子银行、地方财政和数字金融。“影子银行、地方政府融资、数字金融，这样一些没有看透的地方，金融风险的潜在威胁是最大的。凡是你能看得清楚的地方，风险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防控，凡是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往往是你看不清楚的地方。”黄益平表示。

　　黄益平指出，传统货币政策，关注的是利率、货币供应量、银行贷款。但由于数字金融的高速发展，产生了与以往不同的现象，他举例称，现在余额宝的规模已经接近1.5万亿元，是把它看成M0、M1还是M2？更重要的是，钱在余额宝瞬间转移，属于现金还是资产？在他看来，这对货币总量的测试以及调控造成了一些困难，也对货币政策框架提出了挑战。

　　黄益平建议，货币政策方面，要尽快从数量型工具转向价格型工具。在监管方面，在分业监管的框架改变之前，应设立横跨“一行三会”的数字金融监管委员会，此外，要对数字金融和传统金融设置统一的、明确的监管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