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迪评级是现代历史上最悠久的评级之一，为众多金融产品提供了估值基础。其以客观的观点，在主权评级和其他评级方面获得了国际广泛认可。

　　然而，其评级方法起源于美国，拥有的数据经验也主要来自于发达经济体。我们需要思考，这种评级方法在应用于更广泛领域时的价值，特别是当应用于像中国这样的快速发展中国家和未来“一带一路”成员国时，评级方法的改进方向。

　　比如，相比发达国家，不同的评级因素和不同的评级权重是否更适合发展中国家；比如，评级方法内的一些关键技术问题，与发展中高增长经济体及成熟稳定低增长经济体的区别是否有关联。

　　众所周知，穆迪主权债券评级评估中国的主要因素之一是GDP增长率的下降。中国在过去GDP增长率接近两位数，之后过渡为相对高的单位数增长，而且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会持续这种相对高的单位数增长。显而易见，这种GDP的变化并不是线性的：从7％降至6％的变化与2％到1％的变化，其重要性并不相同。穆迪评级方法基于一个历史数据库，对中国如此高的GDP增长判断可能并不准确。

　　对穆迪评估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波动，也需要辨别。一般而言，较高的波动性表明一个国家经济的不稳定性，因此贷款违约风险较高，但有一些情况需要单独考虑。即当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逐渐下降不是不稳定的标志，而是经济状态的自然状态或有管控情况下的转变时。

　　GDP和人均GDP也是穆迪主权债券评级方法的两大重要因素。但在评估主权债券违约风险时，究竟是总量小但因人口少而人均GDP高的国家违约风险高，还是总量大但因人口基数多而人均GDP少的国家违约风险高，这个值得进一步研究。

　　另一方面，是关于债务增长。不同类型的债务增长所代表的意义不同，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处理。特别是在GDP高的发展中经济体，债务可能是增长的重要支撑。而内债相对而言，更受本国控制，因此，风险较小。显然，穆迪目前的评级方法没有充分体现发展中国家的这些债务的特性。

　　前瞻性衡量则就更值得思索。我们都知道，经济数据本质上有其滞后性。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有两种前瞻性指标：经济结构实力和凯恩斯“动物精神”即企业和投资者对经济的信心。

　　穆迪的评级方法采用体制实力和竞争力指标来衡量经济结构实力，包括政策规划、实施能力、公共服务相对于政治干预的独立性、预算的质量等。但应当注意，这些指标不是经济结构实力的直接衡量标准，也不能真正掌握政府确保债务还清的能力和决心，如中央银行的干预等。

　　值得注意的是，信心指标在穆迪的评级方法中一直缺失，这种遗漏可能会使评级结果产生显著的偏见。因为高增长的发展中经济体可能比成熟经济体的信心水平高得多。

　　当然，穆迪作为一家优秀的评级公司，其评级方法在特定领域有一定先进性。但对于发展中高增长的国家，其适用性还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现有的评级方法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改进。我们也期盼，穆迪能使用更完整及时的数据，依托现代技术和数据分析，为受评对象提供前瞻性导向的评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