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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鲁·萨丹拉彻 |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Jean（柳青）以及滴滴的团队决定，分享经济将成为滴滴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和核心价值之一。因为我们都清楚地看到，仅仅通过技术让固定数量的出租车和乘客的信息更加对称，通过网约车增加运力，都无法彻底解决城市出行的潮汐问题。如果一个城市，提供出行服务的只有全职司机，那么其数量必然只能够按照平峰期来设计，一旦高峰期必然 出现运力不足的情况。而在高峰期、某些地段和时间打不到车的窘况必然又将进一步坚定了人们想自己拥有一辆汽车的愿望，于是私家车的不断增长造成路面拥堵，整个城市的交通就愈加濒临崩溃的临界点，出行就愈加艰难。
为了使我们的城市不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分享经济似乎是唯一的出路。当提供出行服务不再是少数专职人员的“特权”，而是在确保司乘安全的前提下，所有合法驾驶车辆的人只要出于自愿(不管是因为纯粹的善意还是部分的经济利益)，都可以将自己的车辆和时间分享出来，为需要的人提供出行服务，那么城市出行的运力瓶颈就将被打破，在不增加车辆的情况下 让更多的人可以方便地出行。
于是，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我们上线了快车和顺风车，后来又上线了快车拼车。所有这些产品的终极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用更少的车满足更多人的出行。今天在滴滴的平台上，我们不仅实现了让上千万的私家车主将自己的汽车和时间分享出来，同时还让上亿的乘客自愿与顺路的陌生人分享空闲的座位，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一组令人激动的数据或许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分享经济在中国的蓬勃发展，2016年，超过1750万司机在滴滴平台上通过网约车获得了灵活就业和收入机会，每天有207万网约车司机在滴滴平台上获得平均超过160元的收入。滴滴平台上每天有超过2000万次出行服务，其中200万次是通过快车拼车出行。而在2017年春运期间，共有848万人通过滴滴跨城顺风车往返于故乡和工作的城市，比2016年春运增长了3.46倍，达到整个中国民航春运客运量的14.5%，相当于增开13046列8节动车组或3855列18节绿皮火车。
高速的发展也让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责任，正如阿鲁教授在这本充满真知灼见的书中所描述的，分享经济在带来众多价值的同时也给原有的管理体系带来了不适应性。正如Airbnb与传统酒店行业发生的矛盾一样，我们往往很难简单地去判断对与错。应不应当允许一位纽约的退伍军人将房间分享给游客，使其能够有能力支付其公共政策课程的学费？应不应当允许巴黎的一位单亲母亲用空闲的房间赚取自己和孩子的生活费？如果不允许，不光对社会资源来说是一种浪费，而且对于这些房主来说简直是不人道的，而如果允许，那么如何区分分享经济与专业酒店之间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如何保证房主和租客双方的安全？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滴滴平台上，人们都支持将闲置的车辆和座位分享出来，也都对一个人驾驶一辆车的行为感到浪费，人们也都认同传统出租车的数量和价格管制、份子钱和财政补贴并不能解决打车难和服务差的问题。然而当变革真正发生时，问题的复杂性也显露出来了，从最基本的服务纠纷到交通事故，再到政策法规，人们在拥抱分享经济的同时也充满了担忧和质疑，就像汽车和飞机刚刚出现时一样。
然而正如阿鲁教授所说一样，不管产业法律法规和人们的观念在今天表现得如何根深蒂固，它都是不断进化的系统的一部分。而作为企业来说，通过不断提升技术和规则来完善服务和安全，不仅仅是出于推动系统加快进化的需要，更是自身的一种责任。
因此，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滴滴先后上线了司机三证验真、犯罪背景筛查、人脸识别、行程分享、紧急求助、隐私号码保护等多项安全保障机制，我们给发生交通意外事故的司机和乘客提供先行垫付医疗费用和单人最高120万元的保险，我们通过服务分来提升司机的服务质量，同时我们也通过平台垫付机制来替一些忘记付账或故意赖账的乘客给司机支付车费，以保障司机的权益。
阿鲁教授在书中指出，创新的实验性与监管的连续性本身存在矛盾，监管者通常需要通过更新现有法律体系使其与创新性服务相适应，否则就会阻碍创新。随着人类进入了分享经济和数字化时代，许多原有的界限正在日益模糊，政府的监管方式也必将逐渐发生演变。而和法律一样，基于市场和技术而产生的信用体系、行业机构、企业品牌这些因素无论在过去还是将来，都将对安全和服务产生重要的影响，而滴滴正在努力将自身建设成为一个值得信任、让用户感到安全的品牌。
最后，我希望这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可以引发国内关注分享经济的政府、研究者和企业在现有基础上更深一层的思考和实践。尽管中美之间隔着一个太平洋，然而书中许多的内容并不会让中国读者感到陌生。毕竟，互联网让这个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知识和思想正是人类最为古老而永恒的分享经济。
(滴滴出行创始人、董事长兼CE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