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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问路:人类与海洋的历史纠葛
2017-05-16 作者: 林颐 来源: 上海证券报

 

作者:(美)林肯·佩恩
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 
  电视纪录片《浙江文化地理》第一集叫“寻舟记”。谈到2002年11月22日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的考古重大发现。当时出土了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距今年代大约7600至7700年,现存舟长近6米,宽50多厘米。跨湖桥遗址所处地段属于钱塘江支流近海口,独木舟正是古代先民们通向大海,向海讨生活的重要工具。

  陆海相邻,隔海相望。古籍记载,“古者观落叶因以为舟”(西汉·刘向《世本》),“古人见窾木浮而知为舟”(西汉·刘安《淮南子》),说明了舟船得以发明的缘由。传说中,“伏羲氏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易·系辞下》),也有说是黄帝的两个大臣共鼓和货狄,还有说是巧垂、番禺、虞姁、化狐、伯益……传说的扑朔迷离恰恰表明,独木舟非一时一地一人的独创,生活在水边的族群都有可能,大自然给予人们的机会相同。

  事实的确如此。在美国海洋史学者林肯·佩恩的《海洋与文明》中,可以看到世界其他地区各种形式的独木舟:美洲丘马什印第安人的木板小船“托莫尔”(tomol),阿拉斯加捕猎鲸鱼的木架蒙皮船,南太平洋海域汤加人的双体独木舟“卡利亚”(kalia)等。这些小船快捷灵活,有些至今还在使用。当然,独木舟只适合近海航行,无法抵御无情大海的狂风巨浪。挑战海洋的权威,人类需要付出极大代价。奥德修斯式的海上苦旅,游子望断归乡路,无数英魂葬身海底。为了减轻代价,既要建造坚固的大船,还要提高造船技术。

  中国船舶建造技术对世界航海事业的贡献很大。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指南针。佩恩在书中也提及,中国人很早就了解到了磁针的特性,北宋朱彧《萍洲可谈》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佩恩还说到了水密隔舱的重要性。用隔舱板把船舱分隔成互不相通的一个个舱区。这种设计理念极大地减少了漏水的速度和面积,并且利于管理货物,且加固了船体肋骨的支撑力。马可·波罗游记就有介绍,欧洲逐渐认识其好处。经过几百年的推广,到了18世纪这种船舶结构已被广泛采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航运业的飞速发展。

  从刳木为舟到巍峨战船,从鼓帆助推到钢铁巨轮,人类迈向海洋的脚步不断加快。航海远征,造船为先。作为一部69万字的大部头作品,《海洋与文明》必然要展示造船术的发展,但这部分内容并不是作为专题呈现的,而是打散了分布在各个时代的历史进程中,伴随欧洲军事步伐和政治版图的扩张,本书的主题仍然是与海洋有关的历史风云。佩恩的海洋史观是美式思维,浸润在其中的中心思想,带着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海权论”的深刻烙印。

  在马汉眼中,海洋是个“广阔的公共场所,人类可以通往各个方向”,“交通”意味着安全通过水域,是“战略、政治或军事中最重要的单一因素”,海权的目的在于有能力控制海上通道及重要地理节点,这些节点能促进或阻碍商业流通或海军船舶通行。综观全书,佩恩的笔力主要放在军事纷争、版图扩张和大炮护航的贸易三方面,自始至终都在强调海洋掌握在谁手中的问题。

  15世纪之前的世界,被海洋分割的亚欧、美洲、澳大利亚,彼此不通音信。那时的海洋史也是一块块的区域史。从佩恩的视角看出去,希腊、埃及、巴比伦、亚述、腓尼基、迦太基、罗马……地中海和近东地区代表了古典航海时代。在那个阶段,区域性战役占据了海洋历史的主体。譬如萨拉米斯战役、坎尼会战等都可算是“强权兴起的决定性战役”,战斗的成败决定了这些国家地位的起伏,也决定了不同信仰此消彼长的力量。在对阵中,各国的海洋力量逐渐形成。公元8世纪至11世纪,来自北欧的维京人崛起,曾一度改变了欧洲大陆的政治格局。

  因为主导海上扩张,最终把一块块分散的大陆连成网络的是欧洲人。所以,全球海洋史采取欧洲视角也是一种必然。14至15世纪,海洋历史掀开了新篇章,这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久远的地中海贸易传统,对世界风向的掌握,航海图绘制和地理知识趋于精准,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当归之于精神意识上的强烈冲动。其一是宗教信念上的寻找“人间天堂”的概念;其二是对东方物质财富的渴求。葡萄牙的亨利王子、达·伽马通过航海缔造了伟业,西班牙紧随其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荷兰、英国紧接着成为海上强国,通过东印度公司掠取财富。海洋世界的固有秩序在短短几十年间迅速消解,不同的文明圈在坚船利炮的轰鸣下相互碰撞。

  从技术上看,很多族群都具备远洋航船的能力。公元前210年,徐福带着童男童女扬帆远航,据说徐福成功抵达了日本,至今,佐贺地区还保留了不少有关徐福的遗物。说到欧洲的大航海,人们常会拿郑和下西洋与之相提并论。然而,海洋史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大分流呢?主流历史分析赋予郑和船队以和平外交色彩,民间则在传播永乐帝私下寻找建文帝的小道消息。这些或都成理由,那么,还有无别的原因?

  有研究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应当是以大国之威仪牢固周边小国的臣服之心,但儒家思想对谋利的怀疑使明朝从大海撤回并解散了郑和船队。换句话说,这是对海权缺乏认识所导致的结果。因海洋力量的急剧衰退,中国在19世纪中晚期遭受了毁灭性打击。中国的当代发展需要发挥的海洋力量,因此我们重视周围海域的主权问题。

  人类与海洋的纠葛,大多数时候呈现为人类对海洋的索取,并把人类的欲望与争斗带入了海洋的区域。在如今,另外一个问题日益突出,即海洋的生态正在恶化,可惜本书没有涉及这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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