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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以来欧美央行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
2017-05-15 作者: 马维 来源: 上海证券报

 

作者:(美)穆罕默德·埃尔-埃里安
出版 :中信出版社 
  最近这些年,读了不少描写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作品,有身在决策一线的官员回忆录,如时蒂莫西·盖特纳的《压力测试:对金融危机的反思》、亨利·保尔森的《峭壁边缘:拯救世界金融之路》,英国前央行行长默文·金的反思之作《金融炼金术的终结:货币、银行与全球经济的未来》,也有学者对比此次大衰退和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专著《镜厅:大萧条,大衰退,我们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等,书名可以列出一长串。总的感觉是,对此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事实层面的回顾,除了一些决策者会在书中格外标榜自己出手果断,心思细密,并顺势推卸一些责任外,各位的叙述基本一致,只是在涉及“接下去该怎么办”的问题时,却往往各说各的理,几乎少有雷同的设想或建议。这让我觉得挺有意思。虽说事后诸葛亮不是个褒义词,但反思,总归是有比没有强;对策,也总是多多益善。

  所以,当我翻看这本《负利率时代》,发现这是一本给侥幸躲过一劫的欧美各国中央银行出谋划策,建议他们改变应对策略的书时,立马就来了精神,饶有兴致地读了下去。但我该纠正一下,这本书绝不仅仅是写给央行决策者或金融从业者看的,更适合每位生活在当下这个加速变化时代的投资者细读与思考。

  《负利率时代》的作者穆罕默德·埃尔-埃里安曾任奥巴马经济顾问。这位有着丰富金融管理经验的公司高管,曾连续四年出现在美国著名期刊《外交政策》评选的“全球100位思想家”名单上,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还是《华尔街日报》、《财富》杂志、《华盛顿邮报》、彭博社、《大西洋月刊》等知名媒体的撰稿人。这种多栖的身份和对全球金融体系及其弊端的了解,让他在写作这部书时游刃有余:无论简要回顾各国央行的历史,还是评估各国央行在面对危机时的表现,抑或给出极富原创性的建议、同时也是在当今可作为投资和处事原则来掌握、运用的“双峰曲线分布”原则时,都能给读者留下比同类作品更为深刻的印象。

  作者在序言里就开门见山:相对于如今经济的新常态,更需要着急琢磨的,其实是之后将要发生的事,他称为“T字路口”。虽然至今为止,还无法预料到时将会发生什么,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未来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出现突发事件的频率,要比过去高得多。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货币为什么买不来增长”。的确,这是个难题。作为当今世界被各国政府无限依赖、在宏观经济决策中被赋予了无上权威的央行,却找不出任何除了货币政策之外的调节手段。这点在作者眼中,堪称“一绝”。不过既然如此,也就难怪多国央行反复酝酿后出台的政策,却无法帮助他们实现助力经济增长的初衷了。虽然在责任、力量和影响方面有惊人的膨胀,但过去几年各国央行的表现证明,对这种前所未有的转变的到来,他们毫无准备。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除了专业人士之外,鲜有人完全了解央行对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的巨大而无处不在的影响力。而央行对这一点也是讳莫如深,一来是因为央行的工作通常专业性极强,公众未必感兴趣,其次也是因为这类工作通常涉及国家的金融战略,需要适当保密;还有一点理由不能排除,那就是官僚机构的工作人员渴望以保密为来名赢得“权威”的本性。这方面的典型,当属作者在书中给出的一个众人皆知的例子:从格林斯潘的前任保罗·沃尔克开始,具有建设性的模棱两可的说话方式,就成了历任美联储主席传递权威和自信的方式,而且几乎没有人敢对此提出质疑。

  而自2008年各国央行联手将世界从崩溃的边缘勉强拉回来之后,欧美各国政府在发展经济黔驴技尽的情况下,只能抱住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整措施不放。于是,这个曾经沉稳、单调、乏味的机构,如今成了世界最主要的且大多数时候唯一的决策者。埃里安提醒说,各国央行正经历着的还只是大变革中的一小部分,这是一场全球经济、市场功能及金融格局的深刻变革,其影响范围超出了经济和金融范畴,延伸到了国家政治、区域和全球谈判以及地缘政治领域。

  欧美央行为了刺激经济和就业增长,在无甚新招数的情况下,居然采取了冒险的实验性措施,前所未有地长期参与到了市场运作中。比如美联储这些年来就一直在大规模购买资产和国债,而不是通过调控间接鼓励投资者参与。而且这些钱,和当年危机发生时一样,都是纳税人的钱,美联储却拿来去冒险,购买政府债券以填补预算赤字,他们这样做,无需任何机构的批准。因此,有些议员建议对央行加强控制。的确,事情正如国际清算银行的某位官员所说的:“极度不正常正在变成别扭的正常。”

  谈到这里,埃里安回顾了各国央行的一些往事,揭开了这些机构中一些过去不为人知的秘密。比如,因为成功抵御了1987年10月19日美国股市“黑色星期一”的冲击而被公众视为国民英雄的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据称他掌舵美联储的那个时代,是个难得的“黄金时代”。但作者向读者透露了隐藏在其辉煌外表之下的极其黑暗的一面;银行系统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对风险承受能力和过度杠杆不负责任的追求,正是始于那时,从而给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隐患。

  所以,就连金融服务行业的标签也发生了变化:从过去正常的金融服务,悄悄转变成了“金融”,只管自己牟取巨额利益,对系统性风险熟视无睹,至于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本职则更是被抛在了脑后。随着而来的是整个社会的效仿。无数债权人以史上最宽松的条件提供融资,导致那些根本没有偿还能力的人大肆借贷,债权人也不再做任何信用分析,只是一味盲目地追求更高规模的贷款量。就这样,整整一代人都错误地陷入了一个误区之中:生活水平提高和国家持续繁荣所依靠的是借贷,而非收入!而欧美央行眼见事已至此,自身早已无力挽回,只得自欺欺人,安慰自己,银行和机构投资者都是由能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成年人组成的,一定有能力化解危机……

  如今,那场危机过去已有八九年之久了,尽管银行一直在艰难地尝试,但最终是否成功地将经济带回到高速增长的轨道上,能否保证金融的持久稳定,而不给经济造成别的麻烦,世人尚不得而知。

  而预知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未来。所以,埃里安认为,站在T字路口的西方各国央行,在危机过后生怕危机重演,遂选择不惜一切代价的高度干预模式,这种十分戏剧性却又不合经济规律的、明显错位的行为,对世界经济是十分有害的。比如,今天欧洲央行的困境乃在于极端缺乏工具,导致无法推进有助于增长的结构性改革、维系更好的结构和总需求水平,也无法解除债务负担,更没有能力实现欧洲区域一体化目标,使欧洲经济尽快走出困境。

  既要打破优势水平和增长质量,又要避免性能下降和不稳定性,那到底该如何破局呢?埃里安给出的建议是,对未来首先要有正确的预测,这样才能保证方向不出错。因此,在央行的问题上,我们应当关注的是那些过度的金融风险、资源分配不当带来的潜在后果,更应该关注可能威胁到市场正常运作和稳定的因素。

  至于应对措施,埃里安认为也不太复杂,他的答案就是以一条双峰分布曲线来代替过去人们习以为常的循规蹈矩的正常分布曲线。正常分布曲线,象征着每件事一定有某个特定结果拥有最高的发生概率,而双峰分布曲线,则意味着一件事发生最好和最坏结果的概率是最大的。如今,至少在金融领域,人们目睹的极端情况越多,就会越相信双峰分布曲线有一定的道理,也必然会被未来发生的某些事情应验。

  那么,在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前,我们该怎么做呢?说来也简单,那就是力求让最好的结果发生的概率最大化,最坏结果发生的概率最小化。只是,这样的方法,说起来容易,实现起来可就着实有些难了。因为这不同于人们传统上掌握的解决问题的策略,而需要具备相当广泛的认知多样性,接受自己的盲点,努力克服显性和隐性的偏见,展开有效的情景分析,不为证明自己先验的正确性,而是保持弹性——可选性和灵活性。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应对更严重的不确定性,找到一个替代品去管理风险。此外,还得提高我们的反应能力,特别是在遇到上行波动的时候,灵活性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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