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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英）柯律格 出版：河南大学出版社 |
柯律格是继美国学者高居翰（James Cahill，1926—1944）和华裔学者巫鸿之外，又一位对中国艺术史研究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学者。他的成名作《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1991）为其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声望。柯氏早年研究目标是为了给西方学者提供阅读中国历史的便利，所以在书中往往套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曾有学者质疑《长物》，认为没必要去引用福柯的专著，但柯氏认为要用西方艺术史家的语言而不是汉学家的著作来表达。这种学术取径，也深刻体现在《藩屏》中。
《藩屏》是一本理论性强、史料丰富的著作，但并不是作者对既往研究的简单修正，而是对自己研究的突破：“这部关于明代中国的著述有意成为一部修正主义历史学的作品，特别是还要对本书著者此前出版的关于这一时期的著述进行修正。”作者旨在向西方解释真实的中国。同时，他认为尽管明代藩王的史料并不缺乏，但对明代藩王及藩王文化的研究一直被忽视，所以他从艺术史和物质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希望能重新阐释藩王丰富的社会活动与时下研究中被忽视的一种反差。他的自我评价：“我的有些书更偏向艺术史，另一部分倾向于汉学，我好像在两者之间游移。”
作者深谙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他并不讳言这种选择，比如他讨论了克利福德格尔茨的典范中心的概念用来描述作为封地中心的藩王们，他援引埃利亚斯的著作《宫廷社会》来说明正确理解明代的藩王需要比对其特性在何处，而不是盲目贴上诸如贵族阶级的标签，这无疑是对既往研究的一种委婉的批评。而在本书的最后，作者讨论了“封建”一词对藩王评价的负面影响，并援引格林布拉特“普遍而集中的单一模式”以及“彻底的相对主义”认识的危险性。
需要说明的是，柯律格运用了权力转移的理论讨论了文人们从江南地区转向藩王封地所带来的影响，而这种转移除了广为人知的书法和绘画，还有珠宝、青铜器等长期被人忽略的物品。作者认为，讨论这些必须要从藩王文化所处的景观地和地貌入手。正如本书的书名，Screen（屏），可以展示影像，藩王就像用来展示皇室影像的屏幕。
如果以上是学术史回顾或理论探讨，那么第二章“王家景观”就从总体概括了不同地区藩王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及其所形成的人文景观特色，比如王宫、陵墓、宗教建筑等景观。作者在充分发掘了相关史料之后认为，藩王们并不像以往所描述的那样，恪于祖训的限制，只能局促在封地，其显赫的身份、耀目的居所及数量庞大的后裔从文化心理上冲击着封地的民众，封地在西安的秦藩就是其中的代表。对有关宗教艺术在明代衰落的观点，作者认为藩王们是各种宗教建筑的重要资助者。本章最后，作者着重提到了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的陵墓的建设。
“晋王的书写”、“周王的绘画”是个案讨论。同样是朱元璋的儿子，晋王与周王选择了不同方式来维系他们作为分支的地位与传统。作者试图表明“明代藩王如何创建了书法传统的重要的里程碑，王者之风和书法权威两种之风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他认为王府的社会环境和收藏，让他们比文人们更早参与法帖的汇编，书法的作用在这里更多被赋予神圣与政治的涵义。王府拓本汇编“展示了皇室家族对文的价值的集体承诺，从而证实了他们的统治应该延续下去”。作者认为，藩王们对复制文字的兴趣使人关注他们与帝国中心的联系和距离，并贯穿整个明代。相比书法，藩王们对绘画的兴趣更为广泛。书中讨论了湮没于历史中藩王在绘画艺术上的创举，认为书法与绘画“藩王们本身就是以帝国中心为根本，作为帝国血脉的复制品，通过文本和图像来接收和传递皇室的权力”。
柯律格的研究始终围绕着藩王的权力及其与文化的联系，“梁王的珠宝”讨论陵墓景观的差异性，也延续了这一思路。藩王陵寝的规模受到制度限制，但随葬品却是个人风格的体现。因为女性似乎从历史中消失，柯氏用梁王墓葬出土的随葬品的特殊性解释了藩国女性的活动与痕迹，并试图构建一个较为完整的关于王室女性的历史影像。
因政治限制以及优厚的待遇，藩王们的活动完全转向了文学艺术，他们与文人打交道，成了明代文化传播和复制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而其中最重要也是研究成果最多的就是藩王的刻书。关于藩王与文人的交往，作者引用著名文人张翰的亲身经历用来说明存留在世的关于王府的记忆。文人们的追忆与社会大众的认识延伸到了现代，前者成为学者利用的材料并在现代社会中进一步发酵，而后者则口耳相传成为封地的传说。借助媒体的传播，两者的记忆契合点或许可以显示在人们视野当中的出土文物上。
值得一提的是，全书译文晓畅生动，且逐一核对注释引文，并将索引一同译出，殊为难得。译本中难免有几处错误，期望再版时补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