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2日上午，厦门大学与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在北京举行“2017中国宏观经济高层研讨会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春季预测发布会’”，发布‘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2017年春季预测报告;同时，发布经济参考报与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开展的百位经济学家“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问卷调查”的结果。

　　本次发布是CQMM预测与政策模拟结果的第二十二次发布，主要内容有：(1)发布2017年、2018年CQMM关于中国宏观经济指标共八个季度的预测数据;(2)针对当前经济减速与结构失衡的问题，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分析原因，并从需求侧模拟消费结构的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从供给侧模拟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非国有经济比重、降低杠杆率等对宏观经济的影响;(3)依据模型预测及政策模拟的结果，对下一阶段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评价与展望，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报告显示：2016年为稳定经济增长，依靠信贷扩张使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房地产投资实现了快速增长，但依然无法弥补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滑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影响。一方面，高企的非金融类企业的债务负担抑制了新增投资需求的扩大;另一方面，信贷资源却被过度集中地配置在房地产业、基础设施以及偏向国有企业，加上各种投资壁垒的存在，都导致了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企业投资增长乏力。

　　在假定今年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的前提下，基于厦门大学“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的预测表明，2017年GDP增速可能为6.64%，比2016年下降0.06个百分点;CPI上涨2.15%，涨幅比2016年扩大0.15个百分点;PPI预计为2.41%，涨幅比2016年提高3.81个百分点。外部经济的不确定性以及贸易保护政策的抬头将继续压制中国出口的增长;2017年继续维持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的风险将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民间投资增速快速反弹的可能性较低;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下降还将持续抑制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进而制约消费的快速增长。因此，预计中国经济增速将继续减速，经济有望维持一个温和稳定的通货膨胀率水平。

　　另一方面，今明两年，尽管中国经济减速的压力依然较大，随着制造业过剩产能的不断消化、工业结构也开始调整优化，工业生产企稳的迹象逐渐明朗;同时，第三产业占比的不断提高减缓了经济减速对就业的压力，将在一定程度上托底支持经济增长，使增长速度逐步稳定。

　　1. 预计2017年GDP增速可能为6.64%，在2016年的基础上继续下降0.06个百分点;CPI上涨2.15%，涨幅比2016年上升0.15个百分点;PPI预计为2.41%，比2016年提升3.81个百分点;GDP平减指数增速可能为2.17%，涨幅比2016年提高1.04个百分点。

　　2. 尽管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投资增速的下降，但民间投资增速难以快速恢复将继续对投资增长形成下行压力。2017年按现价计算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为8.09%，比2016年下降0.01个百分点。

　　3. 经济增长减速导致的收入下滑对消费增长的抑制效应开始显现，今明两年居民消费增速将缓慢下滑。2017年按现价计算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将为9.45%，比2016年下降0.95个百分点。

　　4. 预计今明两年中国对外贸易形势依然严峻。2017年出口(现价人民币值)增速预计为0.39%，增速比2016年提高2.39个百分点，进口(现价人民币值)增速预计为5.07%，比2016年提高4.47个百点。人民币贬值预期的存在将继续消耗中国的外汇储备。预计2017年外汇储备可能降至2.88万亿美元。

　　从长期来看，经济减速是既有供给结构遭遇人均收入水平提高、需求结构转换而导致的结构性供需失衡与生产效率下降的结果。此外，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生产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步伐缓慢、金融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滞后且不完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而转变，也成为中国经济转入新常态后制约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主动向生产要素市场推进，并通过市场化改革不断完善金融资本市场，提高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通过劳动生产率增速的稳定提高来保障经济的稳定增长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当前，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引起宏观经济政策当局的充分重视：

　　第一，应充分重视总需求结构转变升级的影响。在未来不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国内的需求结构正在从实物商品需求为主转向实物产品与服务产品并重阶段，并逐步转向以服务产品为主，特别是其中与人力资本形成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等服务业，服务消费支出将大幅增长。这一转变将通过增加中国的人力资本存量，促进经济增长和提升劳动生产率。

　　第二，随着制造业过剩产能的消化，制造业的结构升级进程也开始启动。其中，民间投资对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贡献不可忽略。如果民间投资增长持续低迷，将不可避免地阻碍制造业的结构升级，并抑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应加快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提高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充分满足民间投资的需求。

　　第三，应充分重视化解企业债务高企的风险。企业的债务负担已成为抑制企业新增投资需求的主要因素。随着PPI的逐步回升，企业实际债务负担将有所减轻。宏观政策应利用好这一时机，帮助企业化解债务风险。

　　在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的基础上，课题组模拟分析了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结构调整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课题组设计了两个模拟情景：一是从需求侧模拟分析消费结构的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着眼于迈向高收入阶段的消费结构变动，主要参考韩国在相似发展时期的消费结构变化情况，考虑中国居民科教文娱、医疗保健等消费占比在2012年至2015年间均较基准水平逐步提高、3年内共提升3%可能产生的经济效应。二是从供给侧模拟分析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非国有经济比重、降低杠杆率等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如能在模拟期内稳定提高非国有企业比重1%、杠杆率平稳下降3%，其所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

　　模拟结果表明，消费结构转型升级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短期内消费重心由交通通信、居住等成熟领域更多地转向教育文娱、医疗保健等服务性消费领域，或将对消费总量造成微弱的不利影响。然而，考虑到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所具有的长期积极意义，这一转型成本在长期内仍然是值得的。与此相对，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去杠杆协同发力的供给侧政策能够显著改善投资结构、提升投资效率，在带来较显著经济增长效应的同时降低投资占GDP的比重。

　　基于上述研究，课题组认为：2016年民营经济国内投资增速的大幅度下滑，是中国经济难以承受之痛。预计2017-2018年，民营经济的投资增长速度仍将维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上。如要实现6.5%左右的经济增长，仍然需要有关政府部门发力，提供超过20%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同时需要国有部门的更多投资。在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国企的杠杆率居高不下，债务风险上升，去杠杆任务仍然繁重的情况下，要继续依靠政府及国有企业加大投资力度而保增长，实在是难以承受之重。更何况它将进一步扭曲国民经济结构，降低投资效率，造成潜在的增长拖累。与此同时，超高速的民营经济对外投资增长，也造成了本币汇率稳定、外部经济平衡的额外负担。因此，稳定民营企业家信心，尽快恢复民营经济的国内投资增速，实现民营经济国内投资与对外投资的平衡，是2017年宏观经济调控的首要任务，当务之急，这一问题的解决，将有利于推动当前国民经济其他多种矛盾的化解。

　　采取有效措施推动民营投资增速回升，有利于解决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一些凸出的矛盾，有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为了实现民营经济国内投资增速的回升，实现用民间资本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降杠杆、调结构、补发展短板，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课题组提出：

　　1. 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扩大开放，稳定民营企业家信心。民营经济国内投资的大幅度下滑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超高速增长，相当程度是民营企业家对国内经济信心不足的一种反映。因此，要恢复民营经济的国内投资增速，首先必须提振民营企业家对国内经济发展的信心。而提振信心的根本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改善国内经济体制环境，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

　　2. 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侧重点逐步转向降成本、补短板。在经济发展从跨越贫困陷阱转向从中高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演进阶段，需求结构的深刻变化，要求转变既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其本质而言，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改革举措，而非既有发展轨道上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新一轮的国民经济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固然需要对此前发展阶段多年过度投资，投资结构扭曲进行调整，需要去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需要通过去库存，解决一些地区在土地财政推动下盲目扩张，导致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问题;需要降杠杆，解决近年来由于保增长导致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与部分国企杠杆率过高问题。即通过“三去”处理此前发展遗留问题。但是，降成本、补短板则更为重要。因为它们更多是面向未来，因应需求结构转换而进行的供给结构调整。降成本，关键是“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补短板“要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手，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近年来，中国三次产业结构的演变趋势，清楚地说明了现阶段“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之所在，而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滞后，与中国的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市场化进程相对滞后密切相关，服务业的发展短板与制度短板密切相关。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重要的是国民经济范围内的结构调整和全面深化改革，其根本之点是适应中国的经济服务化进程，适应中国向高收入经济体的发展转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因此，应当逐步地将工作重点转向降成本、补短板，通过降制度性交易成本，补制度短板，促进民营经济扩大国内投资，推动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参与降杠杆，参与第三产业中管制产业的市场化进程，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补发展短板。

　　3. 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致力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建设，是降成本、补制度短板的根本之策。中国经济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固然有现行体制下的政府不作为、乱作为等方面的一面，但是，更为关键、更为根本的是既有的体制框架、财税制度的安排在相当程度上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不同，是一种前现代的国家治理体系。因此，从中等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过渡，必须实行国家的经济管理体系的相应调整。很难想象，当一个经济体正在迈向高收入经济体，其经济管理体系还停留在前现代阶段。中国目前经济运行中的相当部分矛盾，如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税费太高、创新激励不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土地财政、房地产泡沫、信贷资源配置结构扭曲、环境污染……大多与现有的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严重地落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降成本、补制度短板的根本之策，是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4. 充分调动全体人民群众、基层单位、各级地方政府、各级部门的改革热情是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证明：人民群众蕴藏着无穷的创造精神，只有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改革推进努力而无人民群众、基层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自主创新精神和改革热情，这样的改革必然是没有活力的，是注定不能成功的。只有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改革积极主动性，自主创新创造精神，才能造就生机蓬勃的社会经济发展局面，极大地激发整个社会经济的活力，增强经济增长的动能。正是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如何再次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各个基层组织、各级地方政府的全面深化改革与自主创新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保障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我们认为，逐级明确各级政府的分工与管理权限，全面落实负面清单管理，是划分政府与市场边界的有效方式，也是有效划分各级政府部门职权范围，实行法无禁止皆可行，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各个基层组织、各级地方政府的全面深化改革与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同时保障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的有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