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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伦理与民国实业
2016-12-02 作者: 赵青新 来源: 经济参考报

 
作者:傅国涌
出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重建中国式的管理制度和企业文化,就必须追寻“中国现代工商文明的起源”。作为《民国商人》的副标题,正是作者傅国涌这本书的宗旨。该书以编年体形式,从1912-1949每年选取重要个案,在事件与人物有机组合中,突出民国企业的经营之道以及整个实业家群体的共同品质。

  个案的叙述勾画出不同画面:1916年5月,以张公权为领导的中国银行抗拒袁世凯的停兑令,坚持为民众的挤兑风潮买单,“上海中国银行之钞票信用,从此日益昭著。”;“顾客永远是对的!”最早出现在1931年南京路霓虹灯上,那是郭泉兄弟创办的永安纱厂服务宗旨;荣氏企业为何蒸蒸日上?科学管理、劳工自治、文化学习……工人就真正成了工厂的生命线。

  人有千面,企业管理也有各异方式。但无一例外,这些企业的文化都深植于儒家精神。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儒家主流价值观讲究“以人为本”,沉淀于民族企业家的血脉之中,培育了他们“士魂商才”的儒商人格,让他们在逐利的同时,从未忘却“义”的存在。对中国民族企业而言,鲜明的“义利观”始终贯穿,如若两者发生矛盾,他们宁愿义无反顾地抛弃利益。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多数民国企业创立的初衷即是为了“实业报国”。中国士人长期接受儒家洗礼,修身治国平天下,乃是毕生宏愿。时逢乱世,江山飘摇,风雨如晦,黎民百姓在水火中挣扎。读他们的故事,你会觉得悲怆,他们不仅是拿着身家财富去赌一场结果叵测的局,更是怀着以身为祭的慈悲心去赴一趟不能回头的路途。以国货与外资斗,有多么难?烽火之中,他们如何艰难地转移资产,实现企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去留之间,他们说不愿做“白华”,可是留下来的那些人,后来遭遇了什么?历史亏欠他们实在太多。

  斯人已逝,记忆永存。毋庸置疑,他们的身影已经嵌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他们开创的现代工商文明道路,尽管曲折反复,但文化的魅力正在于其绵延而星火不息。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主流传统,是中国文化的根脉所在。为什么经商?为什么办企业?如果一切都只为钱,毒奶粉、苏丹红、瘦肉精这些事件就会层出不穷。如果没有伦理规范,没有精神信仰,没有价值关怀,企业就没有人格,商业就丢了脊梁。身处这样环境中的人们,就会对生活、对未来失去信心。如果不理解儒商伦理,就可能在义利之间失去平衡,更无法理解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

  重塑儒家道德观,不仅是我们所需要的商业伦理,也是我们所需要继承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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