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

　　过去30年，中国经济成长的基本经验，是政府协助企业开疆拓土，帮助企业培育做大了市场。在接下来的发展阶段，要想完成“中国经济系统”从1.0版本向2.0版本的升级，就要围绕如何建立“亲”“清”的政企关系、如何实现精准调控精确监管下功夫。就后者而言，关键在于培养一支高素质、高水平、有事业心的市场监管团队，激励其实现对市场的精确精准监管。

　　周慕冰：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银行经营规模快速扩张、盈利高速增长、竞争压力宽松的黄金时期宣告结束，负债成本提高、有效资产不足、存贷利差收窄、风险防控压力加大、收益水平下降和同业竞争加剧，将成为银行经营的常态。这要求银行必须牢固树立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化“危”为“机”，在转型中谋发展。

　　宋清辉：

　　当前的中国经济虽然需要资本支持，但不意味着资本“多多益善”。对中国经济长期看好的资本不会因为中国经济短暂的增速下滑而丧失信心，部分热钱的流失反而有助于市场主动净化，让过热、失去理性的投资潮回到正常的逻辑当中。

　　沈晓杰：

　　在中国各级政府的房地产市场和住房政策的考量中，通常有三个指标左右政策和市场的导向，即地方的GDP发展、政府的债务化解、住房民生。GDP和政府债务要比住房民生来得实实在在得多。在房地产市场的“顶层设计”中，如果没有在民生方面制定和实施必须达到的指标，那么再怎么对地方政府“动刀子”，都解决不了住房和房地产市场的根本问题。

　　王春新：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后，随着全球宏观经济环境迅速恶化，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也不断加大。欧美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背后，是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再工业化来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原本以中国作为全球制造基地的价值链体系和分工模式正在发生变化，这也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首要针对中国的缘由所在。贸易保护歪招不仅难破各国产业发展瓶颈，而且将阻碍经济复苏，进一步加深危机。

　　巴曙松：

　　由于中国土地所有权和产权制度的二元分离，这使得中国土地市场也是分离的。农用地市场和城市建设用地市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这种城乡二元分割格局是中国土地制度的核心症结，也是一系列问题的根源，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中村的法外不集约利用，二是工业用地的利用效率低下，三是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所带来的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