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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过大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016-10-20 作者: 郑渝川 来源: 经济参考网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由世界银行2006年提出,指的是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成长为中等收入的战略,产生了锁定、阻碍作用,使得向高收入经济攀升变得难以实现。世界银行研究团队分别以1960年和2008年作为时间节点,得出的研究结论显示,全球范围内,1960年处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而2008年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仅有13个;更多经济体则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止步不前,即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一般来说,一个经济体在摆脱战乱、社会动乱而迎来和平发展的机遇后,会在低收入成长为中等收入的阶段,迎来较快发展(基数较低,较快增长可以比较直观的实现),加之还会因技术赶超、人口红利、制度优化、资源利用等机遇。但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规模性发展逐渐饱和,过去的增长机遇要么逐渐饱和,出现边际效用递减,要么彻底消失,甚至变机遇为制约因素(比如资源、人口)。这种情况下,如果经济体不能调整发展战略,改变发展路径,直面历史遗留问题并加快解决,不仅将难以延续增长态势,而且还会引发利益分配等多方面的新矛盾和新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相应的国际贸易环境震荡之后,开始面临产业结构转型的重大挑战。尽管国内外专家都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的体量和动能,都足以支撑较长期的持续增长,但从现有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跨入高收入发展阶段,仍需迎接和跨越多方面的障碍。中国能否跨越、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因此成为了坊间热传、热评的话题。

  经济学家、孙冶方经济学奖得主、全国政协委员贾康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苏京春合著的《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书,阐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介绍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相关理论研究的成果,结合英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实现跨越与超越的案例,以及拉美地区和东南亚部分国家及地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深入探讨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行路径。这本书对于关心中国经济解困发展与实现平稳跨越的读者,理解当前经济转型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加深对于新常态下政策转向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英国专利制度对技术的保护,以及圈地运动造成的大批剩余劳动力、殖民运动所积累的可观资本资源,等等,这些因素支撑英国成功通过工业革命实现强势崛起,成为“享有最大规模效应以及最高生产率的经济体”。而在19世纪的下半期,德国抓住了新兴制造业兴起和新技术的发明应用机遇,跻身为机械时代、电气时代的强国。到了20世纪,美国凭借两次世界大战所积累的财富,在科技领域发力,创造出多项改变世界面貌和人类生存发展方式的发明,是德国之后整整一个世纪几乎所有重大技术创新的引领者。《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书中特意强调,美国实现崛起并完成对于旧霸主英国的赶超,跟其完善了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政策体系密不可分。此外,纵观日本、以色列等国,政府扶持科技发展并创造有利于企业自由发展环境,都成为其抓住机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因。

  书作者将“中等收入陷阱”划分为“上中等收入陷阱”和“下中等收入陷阱”,并广泛分析了20世纪中期至今几十年间全球各大洲经济体的发展数据,指出许多国家曾一度跨越了中等收入阶段,进入了高收入阶段,却因为发展战略失误重归相比过去更低的发展阶段。在谈到拉美地区的教训时,书作者分别探讨了历史制度遗留、种族多样化、发展战略失误、政治动荡不安、不当的福利赶超等因素,提醒指出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要尤为警惕民粹主义的绑架(民粹主义作用下会出现城市化与工业化相矛盾、国有化与外资相矛盾、福利赶超)。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亚洲四小虎”在上世纪末终结了持续增长的态势,主因就在于长期采用进口替代战略,并不重视发展本国科技,也不重视制度培育,未曾如韩国、日本(更谈不上效仿美国)加强教育等关系国家长期发展动能的投资。

  中国的发展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但从现存的发展状态来看,既存在与拉美地区相似的经济腾飞期所遗留的贫富差距过大及多民族、多元文化、民粹情绪膨胀等问题,还有与“亚洲四小虎”接近的制度培育不力、法治化建设水平不高的桎梏。从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来看,中国经济在多年飞速增长的同时,也一直没有解决增长质量不佳,长期满足于粗放发展,如何应对能源资源与生态环境制约的方法思路也没有清晰形成,由此带来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实际经济社会生活中市场机制远非完善,政府不得不介入要使用‘看得见的手’进行宏观调控”。

  在书作者看来,中国引领“新常态”和跨越“陷阱”,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塑造增长新动力,从改善制度供给来真正意义上培育创新驱动的动能,这其中的改革重点是朝着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市场体系、现代财政体系、现代政治文明、现代发展理念。要破解中国经济转型跨越之困,当前需要大力完善环境税收体系,修补市场发展带来的负外部性漏洞;促进积极合理地提供政策性金融服务,要改变过去以来行政之力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调控方式;积极破解过度垄断,重视科技金融力量发挥,破除金融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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