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1913—1991，旧译“爱德华·谢弗”），是世界级的汉学家和语言学家。他是迄今为止汉学界在中国唐代研究取得了最大成绩的专家。薛爱华从洛杉矶加州大学毕业后，转入哈佛大学并获东方语言学博士学位，之后一直从事汉学学术研究。
薛爱华精通汉语和日语，还娴熟掌握了法、德、意、西语及古英语、古希腊语、古拉丁语、中世纪拉丁语，能够读懂古埃及文、阿拉伯文、越南文等预言记录的基本文献。语言优势使得薛爱华可以更好的利用文献和考古发现，得出研究成果。再加之他在民族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等学科领域也有着深厚功底，薛爱华的数十部作品因而都达到了汉学界、历史学界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下称《撒马尔罕的金桃》）和《朱雀》是薛爱华研究唐代外来文化的两部经典之作，也是西方汉学界、我国历史学界经常会向学生、古代历史文化爱好者推荐的入门级读物。
《撒马尔罕的金桃》英文版推出于1963年，之后经过修订后历次再版。这本书根据扎实的文献分析，将唐朝的外来物品分为十八类，共170多种，几乎涵盖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领域方方面面。这本书有力的证明，中国唐代文明自信包容，文明成果的输出与输入，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说，在中国古代可谓首屈一指，与全球各地其他古代文明相比也可谓精彩夺目。
唐诗等唐代的文学、文化成果，是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组成部分，而之所以唐诗中会有多得惊人的华美、壮美诗篇，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唐诗而不是其他朝代的诗歌等文艺作品，加入了更多舶来品名称及相关的场景描绘、意象表达。
金桃究竟是什么？
薛爱华在全书导论中介绍说，之所以将全书书名定为“撒马尔罕的金桃”，首先是因为，“金桃”可以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在中国古代及西方古代，都有着相关的神话传说。七世纪时，撒马尔罕王国也曾经向唐朝宫廷贡献了所谓的“金桃”，一些树种还被栽植到了长安的宫廷果园。
《撒马尔罕的金桃》书中用了多个章节介绍唐代舶来品中的植物。唐代前期，一直到这个王朝的晚期，大量的外国人依照唐朝政府的法令移居中国，在北方地区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南方则主要分布在广州、泉州等港口城市。这些外国移民想方设法将故土植物带到了中国。移民携带、外国（藩属国）进献因而成为唐朝外来植物的两个重要来源。
长途迁徙，携带种子不是难事，但长距离进献完整的果实或移植整颗树种，在主要依靠马匹和帆船运输的时代，就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薛爱华从唐玄宗时期长距离运送荔枝和葡萄入手，考证了大量的史料，一步步揭示了当时将边疆、外国的珍奇水果、花卉和树苗运送到长安的技术方法。
贞观年间，玄奘和尚从印度取回佛经，掀起了佛教的平民化信仰潮流。有趣的是，同样是在贞观年间，印度的王国向太宗皇帝贡献了菩提树。菩提树因此进一步扩散了栽种范围，助推了人们对于佛教信仰的虔诚之心。薛爱华还根据《唐会要》的一条记载，挖掘出天竺国和安国进献郁金香的史实，这也证明唐代诗人在诗句中提及的“郁金香”，确实就是该种植物而非对其他花类的误认。
唐代前期和中期，皇室都非常注重修剪大型门第和宫殿，这催生出对优质木材的需求。广州因而成为安南等海外地区紫檀木等珍贵木材的重要进口口岸。而在我国西北地区，唐代时期大量进口葡萄，并传入了葡萄酒的制作工艺。
大量的唐代史料均有焚香仪式的记载。焚香是唐代政治生活中重要的仪式性内容。而中国本土的道教，与舶来的佛教，以及唐代时期同样兴盛的其他外来宗教，也均有焚香仪式安排。这吸引了许多海外香料的输入。香料甚至还因此进入唐代的平民家庭。到唐代中期，连欧洲流行的玫瑰香水也传入了中国，文人雅士甚至会强调在阅读好友来信时，会先用玫瑰香水（蔷薇露）洗手，然后焚香以示郑重，再开始读信，柳宗元就是这样礼待韩愈来信的。
舶来品如何影响唐人的生活和文化？
薛爱华梳理史料发现，唐朝以前，印度的医学就已经对中国的医学产生影响。而在唐代，印度和中国两大文明古国在医学等古科学领域的交流变得进一步密切。鉴真和尚东渡之前，就曾在广州附近的韶关找到了外国眼科医生治疗眼疾。当然，在唐代，印度医生的名誉并不怎么好，这主要是中国本土的一些江湖术士伪称自己是天竺道人，以巫术推销长生不老药物。
中国是当仁不让的古代丝绸之国。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古代，只存在中国丝织品外销、没有输入的现象。薛爱华在书中援引考证结论指出，在唐代，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就有纺织品出口到中国。而高丽等属国地区的丝织业，在当时也成为中国纺织业的外包单位——中国纺织业在当时就有充沛的海外订单，采购邻国的同类产品，再一起出口，可以为唐朝纺织业及邻国业主带来双赢。
唐代也大量进口中亚地区的毛织品，并继续进口石棉。最令人激动的是，在唐代，棉花种植和纺织技术传入中国，并开始在北方一些地区栽种。
《撒马尔罕的金桃》书中用几个章节介绍了唐朝时期，从海外进口的各式颜料、工业用矿石、宝石、玻璃、部分金属制品、世俗器物、宗教器物等物品。这些物品分别成为了唐代宫廷文化、贵族文化、商业文化、市井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认为，舶来品元素因而深深的嵌入了唐代文化的每一个细分枝条，才会使之成长得如此曼妙而绵长。
中国汉字与世界上的其他主要文字具有显著差别。在唐代，海外引进的图书以及传入的文字数量较多。尽管中国本土出产的纸张质量精良，但唐朝人也经常会采用高丽、日本等藩属国出产的纸张。在唐朝的全盛时期，普通市民可以在长安和洛阳买到关于外国的书籍，一些有关外国民族、国家、宗教的书籍扩展了唐人的视野。
海外的珍禽稀兽丰富了唐文化
中国汉代和唐代，都出现了极富进取精神的君王和贵族阶层。这使得战马成为朝廷的重要战备资源。尽管唐代的前几任君王会经常婉拒藩属国进贡的、没有太大实用作用的贡品，但进贡战马会赢得唐王欢心，这成为藩属国共知的奥妙。
唐代君王和大臣不仅希望得到身材更为高大魁伟的西方马，但也保留了对于野生矮种马的需求。进贡马匹不仅用于战备训练，而且还被爱好音乐的皇室，用作舞蹈训练。许多马匹因为高度频繁的训练，甚至可以做到识拍起舞。
在唐代，仅有南方少数地区拥有大象。大象的稀有性使得南部边境、领海之外的藩属国，尝试用这样的庞然大物来讨好皇帝。这也使得唐代歌舞等文艺作品中，存在大象的记载内容。
薛爱华梳理史料指出，唐朝时人们开始驯鹰以捕猎，开始将鸽子驯化为信鸽。这个爱好文艺的王朝，从贵族到平民，都是那样青睐色彩斑斓的飞禽。大量的绘画、诗歌作品中留下了海外飞禽的印记。用稀有飞禽的金黄色羽毛制成的凤羽金锦，被唐玄宗笑纳后，杨贵妃将之作为排练《霓裳羽衣曲》的道具——贵妃踏着羽衣翩然起舞，宛如仙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