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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新动能新模式推动新经济发展
2016-09-27 作者: 记者 林远 李唐宁/北京报道 来源: 经济参考报

  当前,我国正处于传统经济向新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如何优化要素配置,促进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持续提升生产力,乘新一轮技术和产业的东风全面推进新经济发展。围绕这一话题,由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社主办的“2016中国经济发展论坛暨新经济、新动能、新模式案例征集活动”于9月2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围绕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

  依靠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中国经济的发展现在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很多人在探讨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到了底部、已经接近底部或者是回升。但不管怎样,这个阶段都是最困难、最关键也是最危险的一个时期。

   
侯云春  高培勇 
   
 蒋正华  常义

  从全球经济来看就更是这样。最近看了两个信息。一个是经合组织9月21日最新的对全球经济今年和明年经济增长的预测,和7月份的预测相比,普遍调低了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和发达经济体增长的增长速度。对美日欧的经济增速也都做了下调。

  再一个,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一个年度报告,其中提到世界正面临着经济危机的第三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美国的次贷危机,第二个阶段是欧债危机,第三个阶段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债权危机。自从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企业债快速上升,新兴经济国家的企业债从2008年的占GDP57%,上升到了现在的104%。所以,报告认为很可能发生新兴经济体国家债务违约的危机。而且,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已经七年半了,货币政策已经“踩到底”了,但是通货紧缩、债务上升的这个情况并没有改观,这值得深思。

  中国经济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国家,都是比较好的,在各大经济体当中只有印度的经济增速比中国高,但实际上印度的经济增量现在只相当于我们的五分之一。和其他国家相比的话,美国、日本、欧洲的增速都只有百分之一点几,俄罗斯负增长,巴西也是负增长。

  但同时需要注意到,中国经济也已经逼近了十三五时期的经济增长的底线。在这一情况下,我们的视角不仅仅在于中国的经济增速怎么样,而是需要进行结构调整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只要是我们转型转得好,速度再低一点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

  关于新动能、新模式,我们要特别重视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创新驱动大家强调得比较多,效率驱动大家提得比较少。世界经济论坛对经济的发展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大的发展阶段分三个阶段,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

  具体而言,人均月收入2000元到3000元阶段是要素驱动,3000元到9000元是效率驱动,9000元以上是创新驱动。在要素驱动阶段,要素的驱动因素占50%,效率驱动占40%,创新驱动占10%。在效率驱动阶段,效率驱动占50%,要素驱动占40%,创新驱动占10%。到了创新驱动的阶段,效率驱动占40%,创新驱动占30%,要素驱动依然占30%。

  我们现在正处在效率驱动阶段,必须在效率驱动上下工夫。效率驱动是指的什么呢?是指效率增强、生产组织水平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市场的开放和市场的改革结构的调整。对每个企业来说、对我们生产流通各个方面的每一个环节来说,这都有着巨大的潜力。

  以物流成本为例,物流成本物流费用曾占中国整个GDP的18%,后来虽有下降,但是与发达国家只占10%相比,差距依然太大。强调创新驱动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更大的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在提高经济效率、在加强管理。

  此外,目前创新驱动有虚拟的趋势。过去一项新技术出来之后,生产取得广大利润,然后扩大,最后延伸到其他的领域。现在不一样,现在当一项新的技术或者是新的模式出现的时候,这个模式是不是赚钱,它不需要像传统意义上依靠创新者企业他们自己的积累、自己的钱来实验,或者把这个技术成果在市场进行转换,现在可以用投资者的钱。

  创新有两种情况,一种创新是填补式的创新,市场的内部供给,不影响别人。另一种更多的是替代式的创新,要在现有的领域里面抢别人的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成本。

  大家适应的过程调整的过程比较短,会带来冲击。所以,在推动市场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和市场模式创新的同时,一定要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政府的监管和税收的一些调整要及时跟上,既要鼓励创新成果更快市场化,同时也要注意现有的一些格局的调整。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成为我们今后主要的任务,

  在困难当中,要看到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当中的地位发展的趋势,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增速在放缓但是依然是最高的,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还没有完成,还处在一个快速发展当中,这个就是我们发展的空间。此外,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战略也是作为中国的发展提供者,信心不是盲目的,信心是建立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势和对世界经济的这个宏观大的形势上冷静观察,全面分析,科学与研判和准确的把握。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

  供给侧改革是经济转型的必然选择

  我国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曲线近几年出现了下滑的态势,伴随着GDP增速的下滑,制造业的下降速度还要更快,而第三产业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保持了上升的势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现在形成了剪刀差的态势,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而第二产业的发展速度则越来越慢,这两条不同曲线的反方向变化和GDP增速的下滑之间有直接的关系。随着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的比重越来越高,而第二产业越来越低,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变化。

  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花在食品上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是越来越下降的,而将恩格尔定律中的食品支出扩大到所有的商品领域来看,随着人们财产的变多,会有越来越多的钱被花到无形的服务型商品上,而不是有形的商品购买上。

  不同产业之间占GDP的份额出现了此增彼减的变化,相应的劳动力也会出现变化。例如,如果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在提高,相应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就会降低。2013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全行业,到今年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增加到了54.1%,当服务业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的时候,GDP的增速必然日趋减缓。

  中国经济变化的第二个重大因素,是人口红利问题。2010年是我国人口红利的一个时间分界线,从2011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已经接近于零增长,到了2012年出现负增长,而到了2014年负增长的人数已经达到了518万人次。也就是说,我们一年劳动力的减少就相当于捷克全国总人口的数量。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也就意味着供给方减少了劳动力,也直接影响了处于最佳消费期的这个群体的消费需求,会给经济发展造成直接的有形的影响。此外,与劳动人口减少同时出现的是老龄人口增长的问题,老龄化也将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此外,就是城镇化或城市化所暗藏的问题。过去30多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当中,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通过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带来了很强的增长力。但是,这种发展势头是边际效应递减的。

  本届政府刚刚组建的时候,曾经把城镇化当作维持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动力,但通过几年的实际操作后,市场不得不逐步放低预期。我国用了八年的时间完成了城市化率30%-50%的大跨越,现在进入了50%-60%的过渡期,市场测算这个过渡期将长达十年时间。过去如果告诉一个农民,让他到北京市区去生活,他会非常高兴并欣然接受。但是如果现在去问一个北京市郊区的农民,让他到城市里当市民,就很少有人愿意了。这也说明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曾经的重要源泉,其实也正在发生变化。

  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危机呈现出了三种表现形式。一是财政扩张和金融扩张的力度日益增大,但效果已经开始在大打折扣了;二是中国经济已经基本上不可能再回到过去8年的发展轨道上;三是危机是始终存在,周而复始的。因此,必须用一种新的理念来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一是经济增速的变化不是周期性的,而主要是结构性的,其力度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二是目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在需求侧而在供给侧。三是驱动经济增长的条件相对于以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单纯地用宏观经济政策试图去逆周期调节,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奏效了。因此,只能引入改革,执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实际上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一种必然选择。

  近期的任务就是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部署的“三去一降一补”。在降成本方面,当政府一再提出目前正在给企业降低支付负担的时候,市场必须注意,中国在过去20年当中从来没有放弃过减税,但所做的都是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但在今天,已经从结构调整过度到了总量的减税降费,这相对于以往是一种重大的调整。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

  经济转型早走一步会步步主动

  中国在依靠新动力来培育新经济,在新阶段将得到更大的增长,并将在稳定世界经济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自2007年经济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就陷入到了长期调整和持续重组的时期,中国在摆脱危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经济增长在比较长的一段时期当中,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50%以上。

  从2010年开始,世界经济增长率逐步下降,再度陷入到长期低迷的状态当中,世界经济秩序和规则也开始出现调整。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中国经济也进入到了一个新常态时期,这个时期至少需要十多年的时间,经济才能真正企稳。

  凯恩斯理论在相当长的时间当中被证明对经济发展是起到作用的,在通货膨胀跟经济劳动力稀缺两种矛盾状况下,可以依靠货币政策跟财政政策一松一紧搭配,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但是到了后期这种手段就已经失去了作用,世界开始寻求新的经济钥匙,其中一个新动力学派就认为,只要有充分的供给,一定可以刺激充分的需求。

  当前的世界经济简单可以总结为“三低三高”,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和高相关、高失衡、高风险。2010年时世界经济增长率约为5.4%,自此后逐步走低,未来若干年当中都将保持在3%左右波动。从利率来看,欧盟现在普遍为1%左右,日本的利率则长期在0%左右,有一年甚至是负利率,这种情况肯定会保持相当长的时间。此外,发展快的国家和发展慢的国家之间的水平越来越大,一些局部风险可能会非常迅速放大成为全球性、系统性的风险。

  大动荡当中必然有大机遇,大风险当中必然会有大的利益。中国这几年经济发展最突出的就是有“三个稳定”。一是经济增长率稳定,二是经济转型在稳固推进,第三产业占比不断增加,三是动力发展平稳升级。

  经济转型早走一步,以后就步步主动,否则就会越来越被动。以我国的东莞市为例,前几年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后来开始发展一些技术比较高的产业,其经济自去年以来也就慢慢开始回暖。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越来越多的地区开始意识到了发展高技术产业的重要性,未来五年,广东省还要在机器人产业领域投资1500亿美元,浙江省则要投资1200亿美元。

  经济转型是一个世界的大趋势,也是中国的大趋势。我们现在劳动力的工资是越南的两倍,是柬埔寨的三倍,所以说,以后像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肯定要向这些国家转移的。目前,我国动力发展平稳升级,发展的动力正从过去依靠劳动密集型转变到了依靠技术科技的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程度,所以,这可以体现出中国国家经济的现状。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仍然面临深层次调整,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主要表现为“三降一升”:实体经济壁垒的下降,社会投资下降,财政收入增长的下降,而金融风险在上升。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各方面的改革措施加以解决。

  市场要对中国经济有信心。我国现在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保持在三分之一以上,出口排到了世界第三位,“一带一路”策略已经有20多个国家确认加入。中国在依靠新动力来培育新经济,在新阶段将得到更大的增长。企业发展也应该朝着一个新的方向。过去,在国际的标准当中很难找到我们企业的地位,但现在已经有很多企业突破了,在委员会大会慢慢有了自己的声音了。中国企业在确立标准方面有更大的发言权,这样企业才能够真正发展起来,在世界上取得一席之地。

  中国生产力学会副秘书长常义:

  分享经济将成为拉动增长的一大新动能

  全球经济虽然在缓慢复苏,但下行压力较大, 仍处于低速增长的态势。一个最大原因是,拉动经济的传统动力失速后,都在苦苦寻觅新动能。不过,对经济转型与挖掘新动能方向与目标是没有争议的。那就是向创新要经济新动力与新动能。

  当前,全球已经进入下一轮创新周期,世界各大国都在积极强化创新部署,如美国出台再工业化战略和创新战略,明确提出美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与国际竞争力取决于创新实力。欧盟“2020战略”把建设“创新型联盟”作为七大配套旗舰计划之首。德国提出工业4.0战略和高技术战略,日本制定新成长战略, 俄罗斯提出了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国家政策重点方向”,韩国提出了“绿色发展国家战略”等。创新已成为各国竞争的制高点和新赛场,抢占创新先机就是抢占新规则的制定权和新赛场的主导权。

  近年来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科技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已经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然而,创新资源投入不足, 缺乏创新人才特别是顶尖人才匮乏, 企业融资困难、融资成本高,产学研结合薄弱,发明专利的质量不高、专利申请不平衡, 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力、不顺、不畅等,依然是制约我国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的主要瓶颈。

  此外,企业发展仅仅依靠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单点创新已经无法满足目前新经济“用户体验时代”的需求,要求企业必须重构产业价值链,打破产业边界、组织边界、区域边界才能形成全新的商业模式,催生出全新经济生态。传统产业链形态逐渐向生态圈、价值链演化。互利共赢、共享乐享、跨界整合已经成为新一轮工业革命时代的企业新常态。因此,跨界融合,构筑新的产业生态,就成为每个企业成长发展所必然要迈出的重要一步。

  分享经济是以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期阶段为代表的新经济的表现形式之一。互联网信息传播的高效、透明、对称给资源配置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最佳方式。没有新经济就没有分享经济,没有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分享经济就不可能诞生。互联网平台是信息出入口,在云端处理和匹配这些信息。移动互联网是客户和分享经济参与体的信息获取和发出的载体,这就是分享经济的巨大魅力与潜力所在。

  滴滴打车、优步打车、闲鱼等大家都耳熟能详,作为创新产物的分享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已经在向知识分享、技能分享以及服务分享发展。在分享经济模式下,知识、技能快速变现的时代正在形成,将成为拉动全球经济的一大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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