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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世存 |
笔者最不能苟同的是余先生对曾国藩的评述。他说：“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中国迄今为止的乱世几乎都可以说是恶性循环。在那些乱世中，唯一可以称道的是出了一些历史人物，他们的作用无非是补天、糊弄（李鸿章语）维持、复制，很少进行制度创新、提供思想资源，很少开拓出另一种天地。在这些乱世中，最可惜或最可笑的就是曾国藩的成就了。”而在我看来，曾国藩才是中国近代转型的第一推手。很多论史者都惋惜、指责洋务运动有这局限有那不足，谓曾国藩们目光短浅，这也是隔膜外行之论。曾并非鼠目寸光，也不是不知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也不是只知船坚炮利，不知顶层设计。1851年，曾国藩尝言：“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他知道，建设大厦要从地基打起，所以，在1870年，当容闳派人出洋留学的提议一出，他就大力推动。评价曾国藩的一生事功，千万不能忘记忽略这一关键节点，也不能因为留学盗火没有立竿见影之效，就低估了其深远的影响和重大的作用。如果用黄仁宇之大历史的长线眼光看，曾国藩是有深谋远虑的高人。余世存先生充分肯定顾维钧的外交成就，称顾改变了李鸿章弱国无外交的历史，成为第一个向西方列强说“不”的中国外交官。我看，顾之成就正是曾播下的豆子开出的花、结出的果。
除对曾国藩的评价不足为训外，《盗火与革命》对其他人物的功过是非的描写、解释、评价大多相当精辟恰当。如张静江，作者指出张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胸怀理想，支持革命，在南京政府成立后，又呼吁全国转入建设。革命的目的是要使国家、社会变得更好，张静江理解的革命更有价值。作者对宋耀如的家教大加赞赏，宋说：培养孩子成人，做伟大人物。现在中国大多家庭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为天下先。作者盛赞黄兴之明智美德，黄为自己取名“轸”，“就是前车既覆、来轸方輶的意思”。黄兴创办《世界报》，希望人们以“世界之眼光为眼光，世界之生活为生活”。黄还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成功而不居。”公正地说，湖湘文化开出的时代花实，开出的内圣外王之人格，黄兴是最有典型性的。作者褒奖黎元洪“开明”：“专制毁灭人性，但黎元洪没有丧失这一人性底线。”黎元洪勇于承认错误也令人击节赞赏，张勋兵变后，黎通电检讨自己五大失误。湖广总督陈夔龙女儿病死，大办丧事，张彪送丧仪十几万，而黎仅送了五元。时隔不久，湖北地区遭受洪涝灾害，汉口慈善机构募捐，黎一捐就是三千元，是其半年薪水。作者称唐绍仪是西方文化熏陶出来的中国第一代政治家，有着西方人对政治的豁达。唐曾劝清廷退位，劝袁世凯退位，劝段祺瑞退位，也劝孙中山、陈济棠、蒋介石退位。劝孙中山退位没什么，劝军阀、枭雄、旧官僚退位就不识时务了。他不了解，在美国，退位是一种荣誉；在中国，退位是要人家的命。你跟人家讲什么能上能下，确属与虎谋皮、对牛弹琴。读余先生笔下的《吴佩孚：秀才猛人》，我们看到一个乱世中的复杂人物：他枪杆子创业行事，也爱用诗联抒情言志；是个自以为是的愚忠儒者，对其他军阀毫不手软却又如宋襄公一样假仁义道学；他把民众福祉放在心头，却对芸芸众生的命运不屑一顾。在海外史家看来，他是“学者军阀”和“至死都是一位颇具口才的儒家制度与价值观的辩护士”。他生于乱世，又为乱世添油加柴；他厌倦了乱世，抽身西遁，过着漂泊、乞食的日子，但内心又是自足的，写了大量的诗，尽显唐人气象，人穷气不短。日本鬼子要出钱出枪诱拉他东山再起卷土再战，他严词拒绝，颇有骨气。有的人一生做很多事，不见得有一件值得一提，而有的人一生做一件事，其人生就足以与日月同辉，与人类同在。以色列对“国际义人”荣誉有严格规定：必须是非犹太人，没有伤害过犹太人，冒着危险帮助犹太人，未曾收受金钱报酬，何凤山就是以这样的标准被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认定的“国际义人”。一位犹太学者说：何凤山很可能是二战时解救犹太人最多的国际义人。
书中最显作者史识功力且最有价值的文字，我以为是对光绪一生事功的评价。看短暂的百日维新中发布的一百一十多道变法诏令，有见识的人们当能认识到光绪治国理政的才能，所以作者借用清末的容闳和今日的李书磊的言说来表达对光绪的敬意。容闳说：“后人之读清史者，必将许其为爱国之君，且为爱国之维新党。”李书磊说：光绪皇帝“能以二十八岁的经历率领一批新进的文人同强大得多的势力决战，正昭示了中国文明不息的生机。因为他是皇帝，人们在革命后的时代不愿言及他在变法中的主角地位，人们甚至羞于提到他的作用。”而历史理该“还他应有的荣耀”。
重新描写、解释、评价历史殊为不易，稍一不慎，就会掉入前人挖的陷阱。我一向认为，讹误谬传也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但读史者一定要认识到讹误谬传的真面目。以史为鉴当然好，古为今用也很好，但应追求好的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史论者有现实关怀很好，但不能强史就我，不能曲解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