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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国催生了现代世界也种下了祸根
2015-12-01 作者: 严杰夫 来源: 上海证券报

 
作者:(英)约翰·达尔文
出版:中信出版集团 
  如何定义帝国?世人今天还未对这个问题给出明确答案。但对帝国的观察,却始终都是学者热衷探讨的话题。大英帝国作为人类社会“最大且最后的帝国”(吉卜林语),自然是被研究最多的“标本”。与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中华帝国等封建帝国不同,作为现代帝国的大英帝国带有许多新的特征。汉娜·阿伦特曾指出,英帝国这样的“资本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不同之处在于,它是资本在扩张过程中与权力互相作用而形成的结果。也就是说,大英帝国这样的“资本帝国主义”,除去在领土上有要求以外,还包含了许多资本上的要求。

  阿伦特的描述,或许的确是在某一角度上指出了大英帝国与传统帝国间的本质差异,但这种比较显然不够。首先,这一描述过于抽象,无法让我们了解大英帝国的构建、运作、和崩溃过程,究竟与传统帝国之间存在怎样的差别;其次,更重要的是,阿伦特的描述也没有解答大英帝国的扩张与现代世界的诞生之间究竟有何关系,是不是真如一些英国学者(如艾伦·麦克法兰)所说,是大英帝国塑造了现代世界?

  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达尔文,在《未终结的帝国》中,试着重新还原大英帝国的建构的过程,从不同角度去思考上述两个问题。约翰·达尔文在叙事上遵循了正统史书路线,严格按时间顺序呈现大英帝国从兴起到衰退的过程,但特别的是,他在叙述大英帝国殖民史时,增加了观念史和文化交流史两个维度。

  与惯常的理解不同,达尔文将英格兰帝国观念的滥觞,追溯到了中世纪诺曼王朝和金雀花王朝。熟悉英国史的读者都知道,金雀花王朝的“创始人”安茹伯爵若弗鲁瓦是法国人,从没到过大不列颠岛,也从未对这个岛国表现出兴趣,但他的子孙却成了英格兰君主。不止如此,金雀花王朝的英格兰君主不仅先后征服了威尔士、苏格兰,统一了大不列颠岛,而且还通过继承和婚姻,一度拥有过欧洲大陆的大片土地。因此,“中世纪英格兰的野心显然不仅限于不列颠群岛。诺曼王朝和金雀花王朝带来了对欧洲领土的兴趣和主张。”这种野心也为近代英国帝国观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而14世纪开始的英法百年战争, 就被视作英格兰帝国梦的第一次尝试:击败法兰西成为欧洲大陆新霸主。遗憾的是,百年战争结束时,英格兰被法国赶出了欧洲大陆,并几乎丧失了欧洲大陆的所有属地。此后很长时间,帝国梦只能成为英格兰君主深埋在心底的夙愿。直到16世纪末,英格兰战胜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大西洋树立起海上霸权之后,对帝国梦的追逐才再度浮现。

  不过,与带有强烈征服目的古代帝国不同,英格兰此后的帝国观念,已不是单纯以征服异族、扩张疆域为目标。在达尔文看来,这种帝国观“混合了领地图谋、行政方式、法律程序和文化优越感等”。在这个复杂的观念之中只有一条主线是恒定的,那就是“对英国王室的共同效忠加上立法权的分散”,这一点在此后共同塑造了英格兰人的帝国观。

  这种复杂的帝国观,又导致了大英帝国在殖民扩张模式也同样的复杂、混乱。在人类文明史上,从没有哪个帝国像大英帝国那样,内部拥有如此多元的统治模式,以至于让其看上去像是东拼西凑起来的。直到19世纪,英帝国内部才大致形成三种稳定的殖民模式:移民殖民帝国(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帝国和直辖殖民地帝国(如南非)。但即使在这三种模式下,殖民地行政管理依旧“充满了矛盾和奇事”。

  不过,也正是这样一个“拼凑起来的帝国”,让人不得不惊讶于其持续性。若以15世纪英国踏上对外扩张的道路为起点,大英帝国存续了400多年。在这4个世纪里,英国不断应对殖民地原著民的反叛,并迎接其他资本主义强权的挑战,但从未明显表现出崩溃的迹象。正如达尔文所言,“直到1960年,我们仍有可能认为帝国的绝大部分依然可以保留。”即使是今天,大英帝国的痕迹依然留在许多曾经的殖民地内,例如货币上的女王头像、国旗上的英格兰徽章,还有至今仍在举行的英联邦运动会。

  此外,大英帝国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其不仅是由君主和征服者构建起来的,而且是由“无数个体的野心和进取心合力创建的”。这些人包括商人、投资者、移民、传教士等,几乎覆盖了社会各阶层。这样来看,大英帝国的构建就不是简单靠武力而实现的,甚至于在许多时候,武力只起辅助作用。贸易、文化传播等“软性手段”,是帮助大英帝国实现扩张和建构的重要途径。

  当然,需要澄清的是,弱化武力征服在大英帝国构建过程中的作用,并非意味着否认大英帝国在扩张过程中,与其他帝国一样带有大量残暴和血腥的故事。恰恰相反,他们在北美对印第安原住民的屠杀,在印度对本地反叛者和异教徒的暴力镇压,在美洲和非洲之间的奴隶贸易,在中国的鸦片贸易,都记录了大英帝国曾犯下的“累累罪行”。

  只是我们更应注意,只提及大英帝国的“原罪”,无助于理解它对于现代世界的形成,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只有观察大英帝国构建过程中采取各类手段,才能理解它如何成了现代世界的“催生婆”。就像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在《上帝与黄金》中所说的那样,如果荷兰是海权强国1.0版本,英国就是2.0版本,二战后的美国则是3.0版本。同样,如果将罗马、古代中国、奥斯曼等封建帝国看成是全球化1.0版本,那大英帝国带来的则是全球化2.0版本,而二战以后尤其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则可以被视作3.0版本。

  放置在这样的历史坐标中,可清楚看到大英帝国是怎样将古代世界秩序,与现代世界秩序连接起来。无论手段如何,必须承认,正是大英帝国的扩张和崛起,击溃了那些曾经盛极一时的古代帝国,这份名单包括奥斯曼帝国、印度莫卧儿帝国、清帝国……也正因此,大英帝国的殖民带来了全球性观念更新,并树立了西方文化在全球的优势地位。

  当然,英国文化的优越性不止来自于其扩张和殖民,也来自殖民地原住民的认可,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精英毫不犹豫地将后代送去英国公学读书,清帝国晚期来往于大陆和东南亚海岛间的海峡中国人,也主动学习英国文化和价值观。但这些本土精英并非一味跟随英国殖民者,而依旧带有独立性,他们在学习的同时保留了对本土传统的强烈意识。所以,他们会回过身来,将在西方学到的观念和知识,运用到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改革或革命中:从英国回来的印度精英领导了更大规模的抗英运动,而海峡中国人也回头成了民主革命的先驱。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极为吊诡的一幕:本应深受大英帝国“欺压”的本土统治者竟然成了殖民机构的伙伴,而接受了英国教育的殖民地本土精英却反而成了帝国最主要的敌人。 “虽然他们(殖民者)声称要推进殖民地进步,但他们也对非西方世界进步的速度充满怀疑”。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中,旧世界秩序开始瓦解,现代世界破盆而出。

  达尔文在《未终结的帝国》中提供了更为多元的观察视角,让我们得以更深入理解帝国的建构过程。但我还是要指出这本书的遗憾之处:作者在回答了大英帝国以独特方式影响现代世界的形成后,却没有提醒我们,也正是大英帝国这种“灵活”却随意的统治,给现代世界局部地区的持续动荡酿下了病根。

  譬如,英国人二战后从印度半岛、中东地区的撤退过于仓促,以至于完全像是在摆脱一个沉重包袱。这使得那些地区在很长时间内都缺乏恰当的权力安排,由此带来了权力分裂或真空,最终成为今天全球的混乱之源。更糟糕的是,英国人的后继者美国人依旧没有看到这个病灶,却走上了英国人的老路,更加剧了这些地区的动荡,最终导致恐怖主义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

  大英帝国确实为人类打开了自由贸易的大门,并摧枯拉朽击垮了那些“僵而不死”的传统帝国,但在吉卜林们吟诵“致最后且最大的帝国”的诗句时,当艾伦·麦克法兰感叹其是“现代世界的起源”时,乃至于当约翰·达尔文在重新构建了那个前所未有的复杂帝国后,我们不得不提醒那些为帝国书写“挽歌”的人们,大英帝国留下的除了那些历史传奇,还有至今仍在困扰着我们的“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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