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截稿前，人民币是否被纳入IMF的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尚未揭晓答案，但是舆论普遍认为几无悬念。再往后，人们预测人民币将很快比肩英镑和日元的SDR地位，不过距离美元和欧元尚有不短的征程。

　　毫无疑问，对人民币而言，“入篮”是一个载入史册的事件，也是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的重要地标。有人称之为中国的第二次“入世”，但显然侧重于以开放倒逼改革，而不是立竿见影的“入篮红利”。

　　人民币“入篮”，体现为两个“红利”，一是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符号意义，有IMF背书，更加理直气壮;二是国内金融改革不得不深化，否则无法在“入篮”之后承载国际投资者的需求。相较之下，后者对中国的意义更大。加入SDR之后，全球资本市场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会上升，但这种需求是否会显著上升，市场还在争议。不过一旦“入篮”，人民币便在“可自由使用”上开弓没有回头箭，将金融改革进行到底，尽可能地推动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以及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三大战役的功成。

　　2001年中国选择“入世”，是以更高的贸易、投资标准来改造国内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而时隔14年，中国选择“入篮”，也是同样道理，以更高的金融、资本市场标准来倒逼自己的金融市场改革和开放。面对来自国际社会的观瞻压力，以及大大小小的主权投资者和私人投资者的投资需求，中国当下较浅的资本市场必须转向更有深度和广度，才能对接而不至于制造短缺。

　　金改的三大战役中，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最难的一个。2010年人民币没能加入到SDR的货币篮子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彼时资本项目的开放有限，人民币在全球金融市场交易中尚未被广泛使用，中国的资本市场一定程度上处于闭环的状态。而人民币加入SDR，必然对中国逐步开放资本账户构成压力。发生在六七月的“股灾”，暴露出了我们金融体系的某种脆弱性，增加了我们对于金融市场风险和波动的厌恶。因此，基于开放资本账户可能引发的资本外流，我们推进这一改革的意愿不会很强烈，即使开放资本账户也存在着诸多好处。

　　但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加入SDR，一定会促使人民币在可自由使用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事实上，今年以来，我们积极主动地谋求人民币“入篮”，就是沿着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在前进，通过外力推动我们体制内的改革，正如我们在“入世”时做的那样。与此同时，对外的开放是为了对内的改革，外因虽可通过内因发生作用，但决定事物发展的最终力量还是内因。正所谓，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搞好国内的改革，这是我们对内对外工作的中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