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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之胆·学人之识·公民之职
2015-09-29 作者: 涂启智 来源: 上海证券报

 
作者:葛剑雄
出版:中信出版社 
  因这些年来屡屡直率大胆讲话,历史地理学大家葛剑雄教授被媒体称为“葛大炮”。读选编葛先生自1978至2014年间最具代表性文章的《我们应有的反思》,这种感觉尤其强烈。

  反思体现学者良知。葛先生藉《七十而思》坦言,他在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所写的“我们应有的反思”存在失误,“当时尚未了解历史真相,还沿用了蒋介石、国民党不抗日的陈说,涉及历史的一些说法在今天看来多有不妥。”即便是秉笔直书的史家抑或坚持真理的学者,其反思亦不免会有时代局限性。要还原或接近历史真相,除了依靠学者孜孜不倦置疑求索,更离不开社会环境趋于开明。学者良知不仅在于凭事实说话,更须秉持客观立场评判是非。不去美化胜利者,也不丑化失败者;不会刻意抬高自我阵营,也不会故意贬低对手敌人。

  反思展示发时代先声的预见。葛先生1988年在“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中论述,“只有改变中央集权的体制,逐步向地方放权、分权,最终实行真正的地方自治和民族自治,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各地、各族的积极性,实施最佳的发展方案,彻底消除集权的弊病。”时至今日,地方和民族自治日益发展、完善和成熟,而中央向地方或社会简政放权仍在不断推进中。“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统一政权完全可以实行不同的制度,而且可以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尊重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以一国两制或一国多制的方式完成统一是明智的抉择。”作者的远见已在香港与澳门顺利回归中应验,仍将在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上发挥作用。

  反思贯注人文情怀。葛先生结合亲历表示:我虽然取得了成功,“但大多数我的同龄人、同代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们成了时代的牺牲品。在我们取得成功的时候,不要忘了他们。”将少数人的成功与多数人的不成功对比,并且放置于时代大背景观照,我们油然感到个体之渺小,亦能感知命运之偶然必然,从而不再沾沾自喜,涵养谦恭意识与悲悯情怀。谦恭与悲悯或可促进制度更加合理、社会更加公平,人们衣食温饱不因身份不同而呈现千差万别。

  反思充满实事求是的清醒。葛先生时而犹如当头棒喝,惊醒人们习以为常的麻木;时而洞幽烛微,高擎反思的火把,照见鲜为人知的角落。谈祖先与疆域问题,葛教授认为,“炎黄子孙”不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同义词;人们过于陶醉于祖先的伟大,把“声威所及”同实际疆域等同起来,甚至拼凑出一个从未存在的极盛疆域来满足“爱国主义”的需要。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意谓,今天的全体中国人、港澳台同胞以及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华裔,皆为炎黄二帝后代。尚且不论炎黄二帝属于并无文献佐证传说中人物,即便五千年前确有此二人,他们亦只是众多部落中两个部落的首领。他们尽管取得战争胜利,但不可能将其他部落人员全部斩尽杀绝,现代中国人中肯定有炎黄部落之外其他部落的后代,中华民族现有56个民族就是雄辩现实证明。至于盲目陶醉于虚幻感觉之上的“爱国主义”,无疑是在沙砾之上建造房屋,对国家民族有害无益。

  反思洋溢公民精神。公民获得工资、住房等各项权利,“是宪法所保证的,不是哪一个人的恩赐。要说感谢的话,首先应该感谢全体纳税人,而不是征收和掌管税款的机构和个人”;还有“我们的全民所有制,一部分成了权力所有制,另一部分成了无人所有制。”这些言人之所未言的话语,着实冒着浓浓的火药味,让某些喜欢玩弄权力的人恐慌,也让许多习惯被权力左右者感到不适应。这样的反思多起来,权力与权利的内涵与边界才会日益清晰,民众才可能增强权利自信和公民自信,“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方有民意支撑与社会基础。

  反思角度另辟蹊径。对封建社会婚姻状况,葛先生有理有据的分析,让人们对专制“吃人”有了新的认识。“当时流行多妻制,统治者更是如此。”别说贵为“九五之尊”的皇帝皇宫佳丽成百上千,就是诸侯、王公大臣也是妻妾成群。汉昭帝时“今诸侯(妻妾)百数,卿大夫十数,中者侍御,富者盈室。”贡禹也说:“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汉初丞相张苍“妻妾以百数,尝孕者不复幸”。成帝时左将军史丹“后房妻妾数十人”。后汉时虽有规定诸王娶小夫人不得过四十人,但只限制了有名号的妻妾,实际上并无限制。成帝以后,公卿列侯至令尉,大小官吏就有十万,加上地方豪富,庞大的统治阶级霸占了大批妇女,远远超过了他们的人口比例。本来男女比例就不平衡,统治阶级对大量妇女资源的强行霸占,使得封建社会男女婚姻匹配缺口越来越大,结果造成“内多怨女,外多旷夫”,人口的有偶率降低。绝大多数适婚男女都能拥有配偶和建立正常婚姻生活,只为满足少数人占有欲望的专制制度断然无法提供。

  葛先生又从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人口增长不平衡,阐述封建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与不可调和性。封建社会需要赡养的人口除了老人、小孩和残废者,还包括整个地主阶级的成员以及从属于他们的奴婢、单纯为他们服务的手工业者,以及构成封建国家机器的官吏、军队及其附属人员。地主阶级对自身人口膨胀不愿意也不可能有效加以限制。地主阶层与官吏、军队互为因果,数量交替上升,而由于生活条件悬殊较大,农民阶级增长比例远远落后于地主阶级。封建社会整个人口基本上都靠农民所提供的粮食来养活,在生产力长期徘徊不前背景下,粮食产量提高依赖于农民人口数量增加,农民人口数量增加比例缓慢,致使粮食产量增加有限,远远不能满足不断增加的地主阶级需求。此外,葛先生还从李世民为谋取帝位不惜武力逼父提早退位、残忍杀害兄弟的血腥历史,揭示专制权力对人性的扭曲与人伦的戕害。

  葛教授三十多年来的多方面反思,给今天带来诸多有益警示。比如,不能让社会资源垄断在少数人手中,垄断就会造成不公平;不直接从事物质财富创造的吃财政饭人员须控制在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纳税人所能承受范围,吃财政饭人员增长比例应与社会财富增长率相适应;又如,要使权力既造福人民又避免民众(包括权力阶层)被权力所伤害,必须高举民主与法治的大旗永不动摇。

  葛教授反思也带来诸多宝贵启示。假如当初考上研究生之后,葛剑雄所任教古田中学以及教育局领导以各种堂皇理由百般阻挠,那么结果顶多是中学又多了一位优秀教师,而少了一位卓有成就的历史地理学者。从决定个体前程命运来看,一个人所在单位领导的“官德”非常重要。但我们显然不能依赖于“官德”,而应从制度层面探讨怎样让官员不得不为人才流动提供方便,哪怕他内心并不情愿。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息息相关。正如葛先生所言,“成功固然离不开自己的努力,但取决于机遇。要是没有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要是没有高考和研究生考试的恢复,绝不会有我的今天。”如何让时代为个人成长或个体价值实现创设普遍机遇,仍是当今社会需要反思的命题。

  专家、学者或者知识分子属于反思的中坚力量,然而,反思并非专家学者的“专利”,尤其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今天,每一位公民都应学会反思。反思是一种理智,一种清醒,一种成熟。唯有反思,才能驱散迷雾、识别谬误、接近真相、抵达真理,从而推动社会向着更好的方向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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