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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25   作者:记者 邓华宁 俞俭 许祖华 赵孟卓 丁静 杨宁 吴晶晶采写  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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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权大经费多”怪象频现 2.助长“官本位”意识盛行 3.打破行政化笼子 4.摒弃行政配置科技资源老路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北京、湖北、江苏等地调研时发现,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反映最多的是科研经费获取不公平,“官大学问大,权大经费多”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科研管理体制尤其是经费资源分配过度行政化饱受诟病,促使官本位意识泛滥,滋长投机意识,造成学术氛围不良、科研水平低下等负面影响。科研人员呼吁,要痛下决心根除科研分配行政化弊端,激发科研人员创造激情和创新能力。

  “权大经费多”怪象频现

  “科研经费七成以上按照牌子、帽子、位子分配,被领导挂帅、学阀学霸拿走了,三成撒了胡椒面,而且自然科学奖拿到一等奖、二等奖的都是学术大佬,有的联合拿奖。”京苏吉鄂陕等地高校多位一线老师对此愤愤不平。
  调研中,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反映最大的是科研经费获取不公平,“官大学问大,权大经费多”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行政力量在课题申请,课题报奖中的权重较大,出现“管理者通吃”现象。有高校老师反映,科研项目被“学霸”“牛校”“富省”占有,年轻人、普通校、欠发达地区机会少。
  “一直以来,科研经费分配过度行政化饱受诟病。”武汉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黄涛谈到,3年前中国科协就有一项调查,82.5%的科技工作者认为有一定行政职务的研究人员更容易获得科研经费。
  南京审计学院一位教授说,南京的高校中,就有那么几个“学霸”年年都有项目。年轻人只能靠上去分一杯羹。真正凭本事的不是很多,所以成果转化的效益比较差。华中师范大学一位教授说,还有些院士用兼职的方式到学校当买办学者,垄断项目资源,形成“学术肿瘤”。
  年仅32岁,清华大学一位副教授就被聘为973首席科学家。在他看来,自己是非常幸运的。“30岁是创造力最丰富的时候。但大部分年轻、有能力的学生、工程师排在梯队里面发挥不了作用。”他说。
  吉林大学科学技术处一位负责人说,经济欠发达地区、非“牛校”等因素制约了吉林大学整体发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吉林全省能拿到的,还不如一个名牌大学。一些科研项目多的院校‘拿钱买人’,造成吉林大学等院校人才大量流失,逐渐被边缘化。”
  这几年国家科研经费投入剧增,更激起一些学阀学霸“奋不顾身”争课题抢经费,垄断资源;或几个大佬联手拿项目,再又分头去做,然后又联合拿奖。有几个专家把某个课题包下来了,年年都能申报上,路子就越走越窄了。年轻的只能分一杯羹。
  “这是科研霸权、学术肿瘤,局部营养过剩形成恶性肿瘤。”华中师范大学化学系一位教授说,由此还出现一些买办学者,拿到大笔经费,分包给他人,自己坐收大头;或到处兼职,在试验室挂个名,获得一大笔经费。
  黄涛说,纯粹从事学术研究的专家、学者应有的主体地位得不到体现和尊重,往往成为“知识工人”。这就逼得一些“无路可走”的年轻人投机取巧,为了争课题,拉大旗做虎皮,挂上领导大名领衔申报,一下就变得具有竞争力了。
  行政主导资源科研配置被指为最大弊端,反映最为强烈。行政主管部门控制着大量科研经费,也决定着经费去向,申报课题时要围着这些行政机构转,投其所好或刻意结交,只要打通这些主管部门,就可得到科研经费支持。而那些没有行政职务的或不愿意结交的科研人员往往被排挤在科研经费分配圈之外。
  由于行政部门掌控着科研经费,科研方向也往往受政府规划的影响。政府侧重资助与化工业、制造业等有关的科研,民生类研发项目难以成为首要资助对象。有的大项目是服务于政绩目标的,而且规划变化随意。

  助长“官本位”意识盛行

  有高校老师认为,纵向课题最大问题是偏向行政级别。要拿到课题都要当个小官,从教授到副处长,不当拿不到。行政化经费分配机制极大挫伤科研分子积极性,滋长投机意识,造成学术氛围不良、科研水平低下、“学术弱化”效应。
  “老师们戏称,搞成果为了当官,当了官成果就多起来。”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位教授分析,经费分配行政化严重助长了“官本位”意识,尤其是大学体制强调行政治校,因为资源配置、决策权都与行政权力有关,所以老师当了教授就还想弄个处长。
  黄涛分析,学者从政可以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更有利于争取到项目和经费。而认认真真解决实际问题,为国家作出贡献的,只要没有职位,贡献就难以得到承认。这导致更多科研人员热衷于进入官场,去追求获得各种行政级别,达到获取更多科研学术资源的目的。
  过度行政化助长权力寻租和滋生腐败,以及造成资金浪费。广东省科技厅一正一副厅长落马,多与科研经费发放和项目申报有关。有一名科研工作者说,其所在高校曾申请到一个100万元的项目,光介绍费就要60万元,剩下的40万元两名合作老师分。
  中国财政学会理事、南京审计学院一位教授认为,行政化主导经费分配致使科研课题申报机制混乱,给腐败造成可乘之机。怎么能搞到课题,“搞课题,先播种”,就是“跑部题进”,其实就是送。小课题几十万,大课题几百万,小钱换大钱,不跑就拿不到课题。
  目前经费分配结构严重失衡,经费资源过多地集中在少数学阀学霸手中,造成层层发包,经费滥用,中饱私囊。最近科技部、教育部通报的多起违反科研经费案例,主要就是弄虚作假、经费挪用。
  行政化经费分配机制极大挫伤科研分子积极性,滋长投机意识,造成学术氛围不良、科研水平低下、“学术弱化”效应。“三分之二时间跑经费,三分之一时间做研究;不是在有关部门跑经费,就是在跑经费的路上,这不只是调侃。”一位教授说,有些科研人员忙于申请课题、走关系、真正用于科研的时间太少。普遍存在“重立项、轻研究”现象,也必然带来科研课题成果质量不高,转化率低、鲜有国际影响成果。
  南京工业大学教授说,最有活力、最需要支持的青年学者拿不到经费,进不了圈就拿不到钱。之所以近年来“攻关”跑项目之风颇为盛行,因为争课题即是争经费,这往往导致教学质量下降。但这也也是评价机制的问题,上课上的再好,是学生来评价的,不容易评判。课题是最容易量化的,没有课题就只能等待下岗。
  清华大学一位副教授表示,行政力量干预科技活动太多,比如国家自然科学评奖就带有行政色彩,国家来评,没有跟产业挂钩。现行的奖励制度已成为一些官员追求政绩和一些科技人员获取名利的渠道。

  打破行政化笼子

  当务之急,打破几十个行政部门多头管理局面,整合科研经费资源,实行市场化配置。把学术权利和行政权力分开,淡化官本位思想,遏制科研霸权,创造良好环境。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一位教授建议,将宏观政策规划与科研经费分配分开,统一规划,市场配置,分头实施。或可设立几个像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一样的基金会,比如能源基金委员会、材料基金委员会,让科研项目和经费投入更加公开化、透明化。
  调整科研经费结构,政府少掺乎少干预,多让企业来做。南京工业大学一位教授认为,科研经费应该更多来自于应用科研成果的企业,而不是行政部门,这样也有利培育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因为行政部门并不知道研究成果能否被使用,结果研究经费没少花,但大多打了水漂。
  把学术权利和行政权力分开,淡化官本位思想,遏制科研霸权,创造良好环境。业内建议,在项目申报、经费分配环节减少行政官员、学阀学霸的干扰。一流科学家不要来当校长,高校、科研院所党政一把手不去竞争申报项目,不去抢占科研经费资源,使更多的年轻学者获得应有的科研资源。
  一些科技精英被提拔到领导岗位,其实无法集中时间和精力从事有价值的科学研究,或者中断有前景的科学研究。有教授说,实际上,只有长期在第一线的老师有足够时间和精力保证课题完成。创新创造最好的时期是30至40岁,应当珍惜人才资源,让年轻学者占有更多科研资源,不要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跑经费上,让他们承担更多科研项目。科研经费分配去行政化的一个有效办法,是建立事后奖励制度。建议根据科研项目的成果影响、贡献程度,对科研人员实行“以奖代补”,让科研经费投入释放出更大效应,从而激发科研活力,放开手脚专心干,放飞翅膀朝前飞。
  再就是评审分离,加强审计监督。引入第三方监督评价模式,对科研经费分配进行监督和对科研成果进行考评,保障有限科研资源的分配公平合理。

  摈弃行政配置科技资源老路

  近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建立依托专业机构管理科研项目的机制,政府部门不再直接管理具体项目,主要负责科技发展战略、规划、政策、布局、评估和监管。一些经济界人士表示,改革投入体制是改变科研方式的根本途径。
  “效率低下是最大的财政浪费”,多位专家教授表示,科技改革首先要改变以行政条口、行政级别分配科研经费的现状,这是造成科研活动“封闭、分散、低效、浪费”怪圈的根源,也是避免部门乱花钱乱分钱、少数学霸学阀垄断科研经费、腐败案多发的突破口。制定符合现代化科研要求,公开透明的经费使用制度,是改革要面对的首要任务。
  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表示,科研经费使用实质是财政分配问题。我们现有的由各级财政集中资金,然后分拨给各个部门,再向下撒胡椒面的做法,造成浪费低效,而且容易腐败。政府搞的科研项目很多是“伪项目”,结果就是经费乱分乱花,或者进了少数人口袋。这种财政经费集中起来由部门花的做法,在发达国家是“天方夜谭”。美国等发达国家,政府没有预算支配权,财政经费使用由国会决定。我国2013年财政科研经费高达5000亿元,从经济运行效率来说,我国最好是停止条块分配财政经费的做法,每年可节省几万亿,可以将企业所得税从25%降低到23%,或者降低增值税流转税,企业结余资金可能自己去找专家教授,这样创新效率最高。
  于学军表示,政府发钱给企业搞研发,效率不高。因为好企业不一定能拿到钱,拿到了钱成本也高,而不好的企业又糟蹋了。有些大企业,号称产值多,但是利润很少,这样的企业就不应该享有国家拨款,创新资助。其实企业不需要政府发钱搞研发,通过税收激励研发才是企业真正希望的。税收调节是源头调节,对国家要重点发展、重点扶持的行业,最好通过给企业税收优惠的方法,让企业自主发展、自主创新。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董事长、新松机器人总裁曲道奎说,财政的钱,如果一定要通过项目扶持的方式支持企业创新,就应该变“前补贴、前支持为后补贴、后支持”,起二次调节作用。在企业完成项目以后,按照重点环节一个节点一个节点考核。这样,没有实力的企业就不敢拿、不想拿,有实力的企业才会认真做项目,完成项目后心安理得拿补贴。这样企业有需求才能得到钱,让企业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人翁。
  南京工业大学经管学院有关负责人说,要谨防改革在执行中变相走样,继续为少数人服务。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必须形成管钱、分钱、监督三方分离的体制,彻底改变政府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状况,同时要防止改革成了近亲繁殖、继续垄断资源的手段。我国科研经费投入庞大,需要引入真正的第三方监督。在经费使用上,引入社会监督;在成果考核上,以产生的经济效益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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