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一林代表：
　　“权”要放到位，但也要注意下面能接得住，管得好。我们呼吁放权要到位，并不是说简政放权越快越好，还是要在把事情办好的前提下放权。有些权力从省下放到市，从市到县，但县里因为没有专业化的干部队伍，拿着一堆的审批权不知如何用，反而影响了办事效率和效果。
　　郭乃硕代表：
　　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现象屡打不绝的首要原因就是转包制度：一项工程项目层层转包，最后才转到包工头，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包工头拿不到工钱，更不要说农民工了。另外，许多施工企业只在年终或工程完工时集中结算，平常只给工人发一定数额的生活费。要治本，就必须按月足额发放工资，这样即便拖欠也只是一个月的工资。
　　刘晓庄委员：
　　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附加收费项目，令人瞠目结舌。然而，绝大多数消费者对那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种类各异的附加收费，既不知情，也不清楚它们最终流向何方、作何用途。有的“附加费”一旦列入红头文件，征收就会没有休止。如《关于征收城市公用事业附加的几项规定》至今已经超过50年，还在继续执行。有的收费虽然到了期限，却难以“断奶”，变换花样后再征收。
　　金硕仁代表：
　　从现代企业发展规律看，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非常有必要。目前三方协商的工资调整机制还在起步阶段，三方中的劳动者话语权比较弱的状况还是没有得到好转。一旦发生纠纷，最终利益受到损失最大的往往还是劳动者。三方协商的工资调整机制，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同时赋予工会在维护劳工者权益方面更多的武器，推动机制平衡发展。
　　邓伟根代表：
　　扶贫资金的使用要精准，不能“一刀切”“一把抓”。即便是在贫困村，也有条件好一些的。建议由地方政府对所辖范围的贫困人口进行摸底，不管城镇的还是农村的，不管是大病致贫的还是丧失劳动力的，只要收入在某个水平以下，就进行统一登记，然后把分散的扶贫资金集中起来重点帮扶这部分贫困人口。
　　谢子龙代表：
　　必须用法律手段把伸向老百姓兜里的“那只手”管住、管好。要认真治理乱收费，从法律层面对行政事业性收费加以约束，也让公众通过法律和立法机关对行政事业性收费进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