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之后，是每年农民工重新择业的重要时期，被认为是观察农民工务工流向的重要时间窗口。不过，《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今年部分制造业企业正从“招工难”变成“不愿招”，一些用工行业农民工收入增长放缓，甚至停滞，短期内农民工就业压力可能增大，农民工“就业难”或重现。
就业难度加大 工价增幅放缓
用工价格是反映劳动力资源短缺程度的重要指标。目前来看，企业用工需求量降低，一方面会加大农民工就业难度，另一方面也会使一些行业农民工工资快速上涨势头受挫，令不少人收入增幅放缓，甚至停滞。
记者近期在重庆对市内数家劳务中介公司走访时发现，从2008年以来，在外出从事建筑、机械加工等行业的农民工中，年均收入一般能保持10％左右的增长。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这主要是农民工供求形势所决定的：截至2013年底，重庆全市累计已经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接近800万人，转移比例超过95％。基本可以确认的是，重庆农村富余劳动力基本实现了应转尽转，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接近枯竭，因此在不少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只要岗位需求充足，订单形势良好，农民工收入增长是有保证的。
但从2014年以来，受到总体经济形势影响，包括重庆在内的各地企业职工工资基本没有上浮，有的甚至趋于停滞。采访中，不少农民工劳务经纪人反映，从2006年以来，房地产、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很大，对劳动力需求也很大，不少地区建筑劳务缺工明显，农民工收入年均增幅在20％以上。但随着各地房地产开工增长速度放缓，用工需求减少，农民工收入增幅也相应降低。在四川，房地产、家具等受经济环境影响较大的行业，还出现了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甚至破产的情况，导致部分员工就业困难。
从全国层面来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在2月2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2014年中国农民工工资收入增长9.8％，比前一年回落4.1个百分点，比“十二五”前两年年均增幅20％左右的速度相比，降幅更是明显。
在重庆火车北站、龙头寺汽车站等地，记者遇到不少从浙江杭州、福建泉州等地返乡的建筑业农民工，他们告诉记者，沿海地区建筑工地的木工、架子工、钢筋工等技术工人，最近几年日薪上涨比较快，平均工价已在350元以上。但去年以来建筑行业不景气，工资基本上没有变。
企业“招工难”变成“不愿招”
受经济增速放缓、企业用工需求减少等多种因素影响，不少企业正从“招工难”变成“不愿招”，短期内农民工就业压力反而可能增大。
2010年以来，浙江绍兴弘平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招聘专员，都会随着农民工“返乡流”，来到重庆永川、江津等劳务大区，就近招聘农民工。公司副总经理张宜玲说：“前些年春节一过，公司经常会遭遇招工难，订单来了却没人做。但今年公司海外市场订单减少了30％多，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也就相应减少了。今年公司还没有新的招聘计划。”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部分企业招工意愿低，主要是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不得不“瘦身过冬”。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月CPI同比上涨0.8％，自2009年11月以来首次跌破1％。相关数据也显示通货紧缩风险正在加剧，制造业企业将受到冲击。
采访中，河南一家主要生产卡车轮胎的企业负责人李海波说，从年前的订单情况来看，2015年订单数量和价格相比2014年出现明显下滑。“按照现有订单情况，年后的招工需求非常有限。出于成本考虑，目前全厂1100人的工人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压缩。”
重庆鑫业船舶件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泽兰介绍称，虽然公司是西南地区唯一一家拿到船级社牌照，生产船用舾装件的企业，但是2015年将会是企业最难过的一年。“2014年企业虽然做到上亿的产值，但是净利润只有不到2％。”王泽兰说，“今年造船业整体不景气，订单大幅下滑，为了保住企业，可能会裁掉近两成的员工。”
同时，近年来用工成本上升对制造业企业利润造成挤压，一些企业不得不通过控制用工规模来缩减成本。重庆鑫源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肖春燕给记者算了一笔“养人账”：一线最普通生产工人的平均月薪是4000元，同时每月单位需缴纳社保510元，再加上每人每月200元的福利开支和其他费用，2014年企业每养一个员工需要支出近6万元。“全公司有1200名员工，去年仅人力成本一项就超过7000万元，占到总成本的近两成，且近年来人力成本的上涨速度远远高于原材料成本。”肖春燕说。
农民工返乡务工成趋势
在重庆涪陵区，全区农民工总数超过32万。据区农村劳务开发管理站统计，在高峰时期，涪陵区有近12万农民工在重庆市外就业。但随着本地就业岗位和工作待遇提高，农民工开始加速“回流”，目前涪陵区农民工市外就业人数已下降到8万多。
重庆作为西部地区农民工输出大市，常年外出农民工约900万人。随着重庆本地经济加快发展，电子信息、机械制造、服务外包等产业崛起，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蓄水池”效应逐步显现，农民工返乡务工人数增长明显。据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计，2011年重庆农民工市内就业人数首次超过市外，2013年市内就业比例已达到54％，预计2015年将超过60％。
在四川，省外务工农民工总量在2012年达到1069万人的峰值后，人数平稳下降，2013年、2014年分别“回流”7万人和8万人。四川省统计局人口就业统计处处长魏翰分析认为，近年来四川农民工“回流”较为平缓，并未出现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大规模“回流”的问题。
贵州省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农民工“回流”趋势。记者在遵义市遵义县、绥阳县、正安县、黔东南州锦屏县等地调研发现，随着本地工业项目集中投产，这些地区2015年用工需求明显增加，就近就地转移就业逐年攀升，外出务工群体预计将呈现减少趋势。
遵义县就业局春节前夕在遵义火车站等地对120名返乡农民工展开的问卷调查显示，65％的受访农民工去年月工资收入在2000元到3000元之间，不愿意外出的农民工集中反映的问题是收入太低。县就业局局长陈寿焘说，遵义县目前转移就业人员32万余人，其中省外就业18.46万人，约占51％。今年县里工业园区将新增就业岗位近1万个，只要愿意返乡就业，工作岗位是不缺的。
调整结构释放就业驱动力
一些劳动就业部门的干部及专家表示，面对当前农民工就业形势，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地加快经济发展，提振市场信心；另一方面要调整经济结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全面释放就业驱动力。此外，要切实减轻企业负担，调动企业吸纳就业的积极性。
中国就业促进会执行副会长陈宇认为，当前，促进就业的关键还在于发展经济，仍然要毫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释放红利。
记者调查发现，从目前各省区市公布的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来看，大多较2014年有所降低。“新增就业岗位数量不足，加上传统吸纳就业大户的制造类企业招人意愿降低，双重压力对2015年的就业形势带来严峻挑战。”陈宇说。
新加坡国立大学金融学研究员文华指出，短期来看，虽然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占比不断增加，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没有释放出预想的就业驱动力，加上传统制造类企业用工需求的减弱，导致整体岗位数量在减少，经济发展拉动就业的能力在减弱，尤其是青年和大龄困难群体就业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
一些专家认为，为了调动企业吸纳就业的积极性，要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尤其要降低社保缴费负担。他们建议，短期内可考虑以部分盈余的社保基金（例如失业保险基金）为基础，发放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稳岗补贴，解决企业燃眉之急。
文华等专家认为，随着众多制造业企业自动化改造进程加快，减少用工规模将成为其转型升级的必然趋势。对此，各地应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通过发展第三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继续营造良好的创业营商环境，全面释放就业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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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务工有“三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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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工作更加稳定，盼工资继续增长，盼降低社保成本 |
在重庆、贵州、四川等地，记者先后走访近百位农民工，听他们诉说了务工的酸甜苦辣。不少人向记者反映，农民工务工有“三盼”，一是工作能更加稳定，不要当“厂漂”一族；二是工资能继续增长，规范企业用工行为；三是降低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成本，减轻经济负担。
重庆江津区永兴镇的农民李杨毕业后在重庆主城区务工，今年30岁的他近4年来换了5份工作。今年元旦之后，李杨又辞去了重庆江北区一家装修公司的工作，重新进入农民工招聘市场，寻找新的就业岗位。
在不少地区，长期困扰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务工“短期化”现象仍在持续。在重庆合川区，有的劳务中介去年一年介绍3000多名农民工就业，入厂3个月流失量超过四成。记者采访发现，对于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用人缺口大多出现在对员工素质技能要求不高、工资相对较低的普工岗位，这些工作岗位农民工流动性大，务工“短期化”现象很明显。
“由于农民工流失速度快，很多企业在一年之中不得不循环往复招人。企业实际用工数没有增加，但招聘量却在不断增大，实际上造成了一种用工严重短缺的假象。”重庆会江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曾智强说，现在不少企业下劳务订单时，一般会在实际需求量基础上上浮15％到20％。上浮的用工量，就是为了应对农民工流失带来的缺工困扰。
“企业不能一味抱怨农民工职业忠诚度不高、跳槽快，更应该反思自身是否为农民工提供了合理的薪酬待遇、良好的用工环境和发展空间。”重庆农民工康厚明告诉记者，农民工务工短期化的背后，也反映出不少企业存在用工上的短视和对待劳动力资源的轻率。一些企业为了少缴或不缴养老、医疗保险，故意和农民工签订短期劳务合同；有的为了提高利润率，要求农民工加班却不发放足额补贴；更有一些企业为了降低劳务成本，故意压低工人薪资甚至恶意欠薪。
采访中，不少农民工告诉记者，在务工“短期化”的大背景下，企业要想稳住农民工，还需要改善劳动条件，保持农民工职位上升渠道的畅通。同时，还要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对住房保障、教育等各类资源进行公平分配。
来自重庆开县赵家街道的农民工刘华宇，从2005年起就在广东、海南等地电子、服装厂务工。2009年之后，他的工资由原先的停滞状态变为稳步增长，今年初春达到了3500多元。但面对记者，他仍说，“相对于生活成本的涨幅，这样的工资也不算高。”
在贵州锦屏县、绥阳县等地，不少农民工都向记者表达了涨薪的愿望，但这些地区就业部门干部说，目前外出农民工低学历的多，高学历的少；体力型的多，经过专业培训和有专业技术的较少；农民工就业领域和转移面窄，转移就业大多数只能从事脏、累、苦的工作，难以找到理想岗位和挣得满意的收入。
据遵义县对120名外出务工农民工进行的调查显示，67％的外出农民工只有初中及以下学历，月工资1000元到3000元的农民工比例为73％，总体收入水平并不高，农民工涨薪的愿望强烈。
不少受访农民工说，最近几年，自己的工资确实有增长，但有的企业却想出“以计天工资代替计件工资、延长日工作时间、取消双休日”等各种“怪招”，最大限度降低成本。一些建筑工地上的钢筋工、水泥工、钢模工，劳动强度都很大，“天天一副倦容，满脸都是憔悴，工资高风险也很大，企业用工环境亟待改善。”
重庆铜梁区农民工黎建忠常年在山西太原的建筑工地干活，他告诉记者：“老板拖欠工资总能找到理由，有时会说工程队效益不好，工资过年后再发；有时会只发一半钱，另一半过年后补发，目的就是想套住你，迫使你第二年还得回到工地打工。咱农民工不仅希望涨工资，也希望企业能规范用工。”
采访中，记者发现，农民工在务工中关注的另一大问题，就是参加养老保险。农民工反映，目前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花费多，成本高。一些青壮年农民工认为，社会保险要到退休后才能享受，中间隔了几十年，还没有参保的现实紧迫感。
在重庆垫江、璧山等地，记者采访发现，谈起不愿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原因，不少农民工向记者坦言，现在社保缴费标准高，一个月工资3000多元的工人，平均每月要缴约200元的社保费，一年下来就要两三千元。农民工本来就不富裕，要花这么多钱缴社保，觉得不划算。
根据测算，在重庆一些区县，如果农民工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最低每月缴纳300多元，最高750多元，一年下来，就需要3000元到9000多元。社保缴费额度并非每年不变，一般而言，标准会根据前一年职工平均工资变化而增长。对于平均月收入只有两三千元的农民工而言，职工养老参保门槛相对较高。类似餐饮、建筑、保洁这样的服务行业，农民工流动性很大，不少人没有和企业签订规范的用工合同，农民工社保参保情况堪忧。
记者发现，面对劳动力资源出现结构性短缺，各地已逐渐认识到“谁留住了劳动力资源，谁就留住了发展潜力”。针对农民工就业新形势，不仅要用工资待遇留人，也要用保障福利留人，应该完善社保制度，在财力可承受的范围内，增强养老保险对农民工的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