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一系列鼓励社会办医政策的出台，在政策红利和市场需求的刺激下，越来越多医生从体制内走出来。然而，跨出体制后的医生们并非一帆风顺，他们有成功喜悦，也遭受打击、遇到困惑，一步步适应和成长。从这些走出体制的“先行者”背后，透过他们的现状和对自我发展的思考，折射出目前医生多点执业落实存在的现实困境、民营医院发展的阻碍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

　　“很怕赶不上同行的进度”

　　40岁的宋庆轮是成都最大的民营综合医院西区医院放射科主任。去年9月23日，宋庆轮放弃成都一家公立三甲医院医学影像科副主任的职位，辞职来到西区医院。
　　“慎重思考后作出的决定。”宋庆轮说，他从事影像诊断、介入治疗工作已经18年，虽然人到中年，但也希望出来“闯”一下。
　　来到西区医院后，宋庆轮发现跟自己想得不太一样。“大家很有活力，管理也更灵活，效率更高些。”他说，但是相对而言，也缺乏规范和学习的氛围。不少人觉得民营医院捧着的不是铁饭碗，缺乏工作进取精神。到任后，他就着手制定相应的培训计划，鼓励医护人员外出进修，增强科室凝聚力。不过，对于花费多一点的培训和进修，由于经费的限制，大家能够出去的机会也比较少。
　　在新岗位工作一年多，宋庆轮说自己也慢慢找到了“感觉”。
　　“民营医院的发展需要慢慢来，摸索出一套合适的管理模式，不断提高技术，提升服务，增强患者的信任，希望3到5年内将科室发展为成都西部地区最好的放射科。”宋庆轮说。
　　但是，最让宋庆轮觉得不适应的是学术地位上的变化。“有种被遗忘的感觉。”他坦言，和以前在公立医院相比，信息明显闭塞了很多。被邀请参加的学术会议少了，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自己更无法得知。作为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的毕业生，宋庆轮现在很多时候还需要依靠从校友那里获知一些学术信息。
　　“医学进步很快，需要不断学习和进修。长此以往，很怕赶不上同行的进度。”面对“吃老本”的现状，宋庆轮有些担忧。

　　“摸爬滚打才看清方向”

　　44岁的连浩现在是成都爱迪眼科医院业务副院长，28岁成为宜宾市一家著名公立三甲医院眼科主任，36岁辞职到成都，先后在几家民营医院执业，直到参与组建成都爱迪眼科医院。
　　“这一路走来，激情满满，一直像是在‘追星’。”立志在眼科领域作出一番成绩，2006年，连浩听闻全国知名眼底病专家严密教授在成都一家民营医院执业，就决定辞职跟随。之后，陆续跟着多位眼科前辈学习后，连浩开始有了自己组建一家民营医院的想法。
　　“民营医院还是要朝着以医疗质量为核心的方向发展。”连浩说，摸爬滚打以后看清前面的方向。
　　建院后，在连浩的主导下，爱迪眼科没有走依靠广告大肆宣传的民营医院老路子，而是把提高医疗技术作为重中之重。推动四川省眼科专科医院的审核标准建立、促进四川关于角膜捐献标准的出台就是其中的两项成果。
　　不过，面对民营医院“两头大、中间小”的人才格局，连浩也有点焦虑和无奈。
　　“学科进步、医疗技术发展都需要人才，但现在人才依然很匮乏。”连浩说，不像公立医院有自己的医学院，能够不断输送和培养人才，民营医院只能到公立医院挖人。但是大医院中青年骨干医生很少愿意过来。因此，民营医院老年专家和年轻医生多，中间年龄段骨干医生少，人才体系不完善，缺乏后劲，这让他感觉工作开展“很吃力”。

　　“民营医院要走的路还很长”

　　年近六旬的樊映川是成都康桥眼科医院的学科带头人。作为全国知名眼科权威、四川省人民医院首席专家，何以和一家民营医院擦出火花？
　　“在民营医疗机构中，康桥眼科热衷公益事业，这是个非常不错的平台。”樊映川说，在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一说到角膜移植，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康桥眼科。在该院的努力下，四川有了全国第二大眼库。真正了解眼科医疗的人知道，建立眼库，实施角膜移植，这是一项不赚钱甚至赔本的工作。“公立医院不曾办到的事情，康桥眼科办到了。”
　　去年6月，樊映川来到康桥眼科医院，低调出任学科带头人。说起一年多的变化，樊映川颇有感触，“有落差也有成就感。”
　　对于樊映川这样的业内顶级专家，也需要面对患者数量骤降的现实。在四川省人民医院他一个半天要看40、50个病人，往往还要加号。而在康桥，一个半天只有10多个病人来就诊。“社会上目前对民营医院的信任度还是不高，患者不太愿意来。”樊映川说，没有了公立医院这座“大庙”，依靠自己的名气和努力，病人数量在逐步增加，但如何保持长远发展是个问题。
　　同时，民营医院也需要更多配套的政策支持和更完善的政策衔接机制。“例如医保异地就医结算，目前民营医院也还没有被纳入。很多患者无法报销，肯定就不会来。”樊映川说。
　　“民营医院发展前景很看好，但是要走的路还长，问题还很多。政策扶持、自身发展和评价体系都需要整套推进。”樊映川说，就像养孩子一样，需要全社会慢慢来培养，给予自由发展的土壤，才能促进民营医院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