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南文昌市原市委书记谢明中借修路名义为人谋利后收受百余万元回报，到儋州市委原常委、秘书长权晓辉四年时间违规报销四百万元无人敢言，《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多位落马贪官后发现，在官员走上贪腐不归路的背后，现行的权力运行和监督制度漏洞是其“能腐”的关键，而唯GDP论下异化的官场价值观和干部选拔任用中的导向偏差更是进一步助长贪腐行为，让腐败官员“想腐”、“愿腐”，甚至“不腐就吃亏”。
接受记者采访的落马贪官们则表示，如果不尽快完善公开透明的权力运行和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净化官场生态，矫正价值观，贪腐现象仍会像割韭菜一样割一茬长一茬。
经济抓得好 “一俊遮百丑”
“过去评价干部往往‘一俊遮百丑’，只要经济搞好了，其他一些小问题就忽略了。”一位落马官员这样感慨道。正是这种唯经济唯发展论英雄的考核评价机制，让表面上绚丽夺目的政绩掩盖了他在阴暗角落里的腐败勾当，也让他在腐败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海南文昌市原市委书记谢明中因索贿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死缓，目前已经减刑为18年。法院审理谢明中的犯罪事实触目惊心，他的赃款现金有人民币、港币、美元、新加坡元等，装满19个密码箱。尽管任职期间他不停地腐败，但因为树立了“能干事、干成事”的地方官形象，他屡获提拔重用。
这个曾以果断泼辣工作作风声名鹊起的市委书记在当地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推进退耕还林工作。原本文昌市这项工作在全省倒数第一，可谢明中上任后马上召集会议下军令状，“完不成退耕还林任务就退官还林。”正是凭着“退官”这招，短短一个月文昌市超额完成了退耕还林任务，他也因此获得好评。此后，谢明中又频频使用“退官”手段在工作上屡屡夺得全省第一，不仅靠大搞建设让文昌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当地五年间财政收入增长五倍。
“过去评价干部往往‘一俊遮百丑’，只要经济搞好了，其他一些小问题就忽略了。”一位落马官员这样感慨道。正是这种唯经济唯发展论英雄的考核评价机制，让表面上绚丽夺目的政绩掩盖了他在阴暗角落里的腐败勾当，也让他在腐败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修路是看得见的政绩，明里说是造福文昌人民，但实际上每次也都没白忙活。”负责谢明中案的工作人员介绍，在修路中他先后帮助私人老板陈粤民、谢福永承建了部分市政道路建设，并获得超过百余万元回报。
在采访中，不少入狱官员谈到，他们的贪腐之路往往持续很多年，但却能“带病上岗”、“带病获提拨”，跟一些用人上的导向和干部管理中的缺陷有很大关系。
不少落马贪官表示，现在地方评价干部往往是GDP政绩导向，只要地方经济发展了，这个干部就是合格的，而廉政建设考核往往流于形式。“大家都知道廉政考核是走过场，年初签订个责任状，年底看看会议学习材料就算过关了，很少有人把廉政考核评价真正做实做细。”
现有干部选拔中的领导点名、重选轻管等问题也是导致一些问题干部屡获提拔的关键。海南屯昌县原县委书记徐清学认为，现在用人听一把手、听被安排好的“群众干部代表”的太多，真正接触到群众，听到群众和一线干部真心话的机会太少，尤其是一些反对的声音更是十分微弱。因此完善干部选拨任用办法，改变用人“一言堂”，扩大初使提名权的民主范围，改领导点名为群众投票，才能改变买官卖官和官员“带病”获提拔的现象。
上级管不细 下级管不了
记者采访的贪腐官员不少都是手握大权的地方“一把手”，谈起自己的贪腐原因，他们一致认为，现行权力运行中的一些制度设计漏洞和权力监督虚置，是导致权力滥用和腐败的重要原因。
海南省儋州市委原常委、秘书长权晓辉在任职期间虚开发票中饱私囊，四年时间报销各种接待、差旅费超过四百万元，超出规定职务消费的5倍多。其中一次，仅四天时间就报销了15万余元。而这样明显的违规，政府财务人员却慑于他的领导身份不敢多说，放任其违规报销。
明显违规无人敢言，一些权力范围内的自由裁量权也给了领导干部贪腐的便利。权晓辉以他负责的政府主办赛事、演出活动为例，这些项目核算并无规矩可循，其布景、灯光、道具等设计制作价格空间大，主持人、明星也缺少市场价格参考，一些相同档次活动核算甚至相差数倍，加上缺乏专业评审机构，自由操作空间相当大。仅他本人就利用担任一些赛事和活动负责人的职务便利，夸大账目概算，套取财政资金，同时还收受了某机构500万元回扣和一家公司225万元贿赂。
曾担任安徽皖北某县县委书记的刘某在落马后对记者反思道，一个地方和单位的一把手往往权力至高无上，到处都是说好话的，几乎没人提意见，更没人敢指出其廉洁自律方面的问题，这使得一把手往往处于没人监督的“真空”之下，成为无人约束的“自由人”。
“县委书记在地方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可以说只要想管什么都能管。”刘某表示，自己在县委书记位置上几乎感受不到约束，上级能管但具体过问很少，管不到管不细；同级根本管不了，纪委书记“平级不平”，只能监督下级，还要他签字同意；其他下级更是不敢管。
不少落马官员指出，中央提出县委书记要管“三重一大”，即重大项目、重要人事、重大经济社会规划，以及大额度资金调度，但没有量化，都是原则性语言，难以具体落实。由于没有权力边界和量化管理要求，县委书记抓全面往往变成抓全部，常委会上只要书记一开口，其他常委都不敢说话。本来常委各有分工，县委书记不直接分管房产、土地，但找个名目搞了一套联席制度就可以亲自抓。
势利之交“潜规则”盛行
值得关注的是，落马贪官们几乎都是从人情往来开始走上自己的腐败之路，而在剖析被“人情风”刮倒的原因时，除了自身信念不坚定，他们普遍都有种被官场“潜规则”裹挟，不主动适应就被孤立的想法。
中部某地的一位计生部门负责人在任职期间，持续受贿13年，每笔都不大，不少都是下级节日送礼。他在狱中坦言，“潜规则”是滋生腐败的土壤，虽然他曾经担任过纪检书记，但终究没有敌过“潜规则”的侵蚀。他说，“逢年过节下级来送礼，我很难推辞，因为我也要给上级送礼。这种潜规则大家都在做，领导也都知道。看起来危害不大，但实际上对整个官场风气影响很大，让人慢慢麻木了。”
记者采访发现，官场“潜规则”一方面是受社会不正常的价值观冲击而形成；另一方面，也与地方一把手的作风有很大关系，一把手的错误导向往往成为带坏风气的关键。
安徽宿州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张治淮因受贿罪被判处死缓，他曾在部队接受过传统教育，转业到地方工作后也曾对身边的一些吃喝送礼歪风看不惯，但很快就有人反映“他不合群”。张治淮说，听到这些话后，他的思想开始慢慢有了转变，有些事情也不自觉地融入进去，后来当上一把手后，更有恃无恐、带头搞吃喝送礼这一套。
安徽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因受贿被判刑后，该县约80多名“送礼干部”被免职。他反思自己在干部任用上的错误导向恶化了官场生态，带坏了干部队伍。由于收受了许多干部的钱财，他对送钱送物的干部往往给予提拔重用，形成“干的不如送的”思潮，人人争相送钱走捷径，一些干部甚至奉行“事事钱开路”的原则，在花钱买官成功后，再用自己的权力生财，收回“成本”，甚至产生“利润”。一些地方受一把手用人行事的不良影响，官场生态中跑官、买官、卖官、送官、保官乱象丛生。“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很快重用”成了生动写照。
当前，要实现“不想腐”目标，加强官员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净化官场生态，扭转异化的“事事钱开路”和“靠人身依附”获得提拔晋升的价值观已成当务之急。“如果对过年过节的送礼查得紧、要求严，对腐败抓小抓早，或许官场风气就不会发展到后来这样，或许我也不会因为贪腐成为阶下囚。”一位受贿官员在狱中悔过道。
| |
玩艺术拿专利争当院士 |
| |
逐名官员大搞“权学交易”趁机敛财 |
利用手中权力玩艺术、发文章、开讲座、当教授、读博士、拿专利甚至“运作”院士……记者近期在多地调研发现，在忙于争权夺利的贪官中，不乏有人利用职权大搞沽名钓誉、拉帮结派和牟利敛财的“逐名腐败”。专家建议，必须改变“有制度、没执行”或者“有制度、不完善”的监管现状，狠刹“权学交易”歪风。
在湖南政商学各界，很多人手中都有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冯伟林的大部头书。其中2011年在香港出版的文集《书生报国》纸张优良、装饰华美，定价达280港元，很有些“国际范”。冯的很多书，“腰封”、序言或者名家点评等显示，冯出版过《谁与历史同行》、《借问英雄何处》、《书生报国》、《莲池风啸》等文集，获冰心散文奖，是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散文家学会会员。
受查的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武长顺，“追求”更高端，他拥有交通信号灯等35项专利；而已被法办的原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在担任警界高官期间，一边大量出书、写文章、当教授、开讲座，一边以每1.7天申请一个专利的“超高速”获得254个专利。
湖南省交通厅原党组书记陈明宪还凭众多“项目成果”和“专著”，不仅栖身于世界桥梁相关学术组织，还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茅以升桥梁大奖”等。2011年，陈明宪甚至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
十八大之后，随着党风廉政建设推进，各地贪腐之风大为收敛，但领导干部搞“学术艺术”所受影响较少。“工作之余钻研学术、艺术，无可厚非。”一位纪检干部坦言，“但本该是知识殿堂的学界、艺术界，如今被某些领导干部当成了交易市场！”
贪腐官员在“权学交易”中往往会以权换“学”和以钱套“学”。
如出书，有人用行政经费出版由领导干部个人名义主编或编著的资料性、理论性文集；搞讲座，邀请者看重的是某些领导干部手中的职权；发文章，有领导干部授意他人代笔；而邀请领导当客座教授的学校，意在搞“利益互动”；至于博士、硕士文凭，则不乏代笔、抄袭、作弊等，甚至直接与学校、教师“勾兑”，赤裸裸地交易文凭。
一些领导干部，对手下人、身边人为其提供这方面“服务”已经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手下”或“身边人”如不能如其所愿，就会被认为“不会来事”、“不会办事”、“没有本事”，轻者被叱责，重者遭冷遇甚至被打压。
以“权术”谋“学术”的极端，是有的领导干部为了自身学术成就，在所主持的重大公共建设项目上“加难度”。如有的交通基础建设项目涉嫌被人为修改设计，其目的在于创造“亚洲之最”甚至“世界第一”。如此一来，主事者政绩、“学术成就”齐升，而财政却因此增加数以万计甚至亿计的负担。
此外，据了解，有的领导干部玩艺术，其所用设备、耗材昂贵，作品加工、策划、出版、展览等，存在单位公款开支或者富商利益输送；这类官员搞“创作”，还有“班子”、“团队”代劳；相关“成就”要得大奖获官方认可，则有“老板朋友”和“铁杆下属”出重金、托人情以各种方式“点赞”和跑“门路”。
逐名官员及其下属如此煞费苦心，图什么？
其一，沽名钓誉。湖南省一位纪检干部直言道，冯伟林出书，很大程度上意在追求头顶 “光环”。据了解，冯《书生报国》分“浩然正气”、“以身许国”、“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四章，宣称“一个人一旦将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他就荣辱皆忘，名利皆忘，书生报国，终身为业！”
湖南省交通系统一些干部说，冯通过文化活动树立“精神风骨”，还真产生了作用。其在台上的时候，其文、其言让男人受感动，更有女性对其特殊的魅力崇拜有加。时至今日，还有人认为，对冯的贪赃枉法和艺术成就应该“一分为二”，更有人还是不大相信这个“文曲星”会伸长胳膊插手重大公共工程建设，张开口袋大肆收受贿赂。
其二，拉帮结派。一位纪委干部介绍称，曾有一官员出书，千方百计找省纪委书记或者省监察厅厅长作序，被拒绝后十分失望。时下，有官员热衷于请上级领导干部为自己的“作品”作序或题跋，藉此攀龙附凤或狐假虎威；有官员通过“切磋”、“捧场”，与“同道中人”结“圈子”、交“哥们”。
其三，牟利敛财。有纪检干部指出，当今某些官员通过“文化活动”敛财的手法很有些“洗钱”的意味——如劳务、赞助、广告、著作权转让、版面、虚高定价与高额回扣等费用，利益输送“口子”五花八门；此外，艺术品出售有人花高价收购，当兼职教授有高价授课费、“特殊津贴”乃至科研经费；至于论坛、研讨、评审、鉴定、讲座等“学术活动”，报酬也非常可观。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主任赖宏等专家认为，如今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动辄“著述等身”、 “一字万金”，是权力异化的产物。对此，必须改变“有制度、没执行”，或者“有制度、不完善”的监管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