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在全国多省市调研发现，一些地区、领域腐败案件高发的背后，“一把手”带头腐化堕落往往导致本地或本行业内“颓腐风”盛行，窝串案频发，腐败面扩大，政治生态恶化。而政治生态恶化主要表现为政商勾结、上下串通，买官卖官、权钱交易等呈现网状牵连，各种人际关系以利益为中心形成异化的“共腐关系圈”。同时，在腐败风气盛行的背后，部分地区和部门官场文化“泛黑化”现象不容忽视。
“一把手”喜好成“风向标”
“一把手就是一片天。”在调研中，记者了解到，一个地方或部门“一把手”的喜好、作风、品德，对所在地和部门政治生态的影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的“贪玩”在当地出了名。据办案人员透露，在2001年至2006年担任萍乡市委书记期间，陈安众把宾馆作为办公场所，成天花天酒地，莺歌燕舞，随身携带围棋，经常与人切磋技艺。在陈安众的影响下，一些党员干部不琢磨事只琢磨人，把心思和精力放在迎来送往、吃喝玩乐上，把公款当成自己的存款，将个人花销打包到职务消费“筐”中，“特权开支”没了底线。
“‘玩风很盛’的干部作风就是那个时期带出来的。”萍乡市委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陈安众作为“一把手”起到“风向标”作用，一些羡慕他生活方式的官员开始上行下效。
领导干部不良嗜好的背后，大多隐藏着贪腐劣迹。今年5月，中纪委对陈安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检查，并通报称，陈安众被查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陈安众本人或通过其特定关系人收受巨额贿赂；收受礼金；道德败坏，腐化堕落。
与陈安众类似，曾主持湖南省交通厅全面工作多年的原党组书记陈明宪则对打牌、唱歌等娱乐活动样样喜欢。据了解，陈明宪案发前长期居住在华雅国际大酒店贵宾房，酒店老板李某在其庇护下，不仅承揽了高速公路的开发项目，还承包了数个服务区，并成为数条高速公路的建材供应商。办案人员透露，打牌是陈明宪在酒店内每天必玩的项目。一些老板为了拿项目，排着队拎着大量现金上酒店陪打牌，少则几万，多则数十万；陈明宪找一些下属谈事，有时也在牌桌上解决。被叫的部下也大多心领神会，拎着钱上桌。陈明宪总是赢钱，洋洋得意地自命为“赌神”。至案发时，陈明宪光打牌就“赢”了一大笔钱。
“现有的‘一把手’体制下，‘一把手’廉洁能干，干部也必然能干，‘一把手’腐败，也必然带坏一批干部。”湖南省交通厅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刘志信说，陈明宪任党组书记期间，起到很坏的示范作用。按照“陈氏游戏规则”，湖南省交通系统内机关一度打牌豪赌成风，干部跟施工队打，施工队不敢赢。
“政治生态一旦坏了，不正常的事情也就变得正常，像逢年过节给领导送几千元或万把块钱，自然也就成了‘规矩’，领导干部包养情人，也就成了‘时尚’。”因受贿558万元被判无期徒刑的原湖北省随州市政协主席樊建国认为，“一把手”权力几乎不受制约，如果不实行更大限度的党内民主，把选人用人的初始提名权真正交给群众，腐败现象就不可能绝迹。
以利为绳编织变异“人际圈”
某些干部形成的“人际圈”已沦为“以腐败为荣，以廉洁为耻”的旧式官场。在这个“生态圈”内，众人尊奉共同的“权威”，共同维护并确保其话语权；层级之间抱团不断输送利益，甚至形成隐形的利益“市场”甚至“交易”价格。圈子与圈子之间，既相互独立，互不干扰，又因为板块交叉和利益纠葛而相互妥协，形成窝案。
据办案人员和基层干部反映，一些地方的政治生态出现问题后，表现为政商勾结、上下串通，买官卖官、权钱交易等呈现网状牵连，主要体现在人际关系以利益为中心形成异化的“小圈子”。
一是利益板结形成“共腐关系圈”。为了降低腐败风险，腐败官员往往首先在政界精心营造“小圈子”，通过提拔自己人，打造人身依附体系，上下勾连、左右同谋形成利益板结，板块内和平共处，利益共享。湖南省交通系统窝串案中，在迄今被“两规”或刑拘的28名干部中，有13人涉原湖南省高管局局长冯伟林案、5人涉原湖南省交通厅副厅长邹和平案、4人涉原湖南省交通厅党组书记陈明宪案、3人涉原湖南省交通厅副厅长李晓希案。
湖南省委党校党建研究部主任龚永爱等专家分析说，某些干部形成的“人际圈”已沦为“以腐败为荣，以廉洁为耻”的旧式官场。在这个“生态圈”内，众人尊奉共同的“权威”，共同维护并确保其话语权；层级之间抱团不断输送利益，甚至形成隐形的利益“市场”甚至“交易”价格。圈子与圈子之间，既相互独立，互不干扰，又因为板块交叉和利益纠葛而相互妥协，形成窝案。
即使是圈子关键人物东窗事发，其余人也想方设法遮掩。如记者在一些腐败高发地区采访期间，有的官员不仅对他们已经出了问题的前同僚或上级讳莫如深，偶尔有人谈一点也出面“打岔”；甚至有官员还一再抱怨反腐影响了地方形象，尤其对当地被舆论称为“腐败重灾区”异常反感。
二是钱权交易建立“政商联盟圈”。办案人员发现，腐败官员热衷于精选商人作为“VIP会员”，建立政商联盟，进行利益切割，大搞权钱交易，实现圈子内利益共享。如一些腐败窝案中，涉案腐败官员往往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编织各自的人脉关系网，形成“山头”的同时，据守各自分管的领域，拉帮结伙，官商勾结，进行钱权交易。办案人员分析认为，腐败官员建立的每个圈子，往往都有几个固定的老板身处其中，人员结构和利益链条相对稳定，具有隐秘性和排他性。有的腐败官员在对待受贿的问题上，甚至坚持“小钱不收、平头老百姓的钱不收、不信任的人的钱不收”的“三个不收”原则，将受贿对象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
三是寻找利益“代言人”，培植“亲属情人圈”。办案人员告诉记者，腐败官员习惯固定安排一到两名至亲好友出面，充当自己收受钱财的“白手套”和牟取利益的“代言人”，自己则藏身幕后，以此隐匿和过滤违纪违法留下的痕迹。
如受贿4380万元被判无期徒刑的冯伟林，在主政湖南高速期间，将家人培植成“代言人”。其中，冯伟林通过“打招呼”让工程商王某承揽工程，并约定由其弟冯冠乔出面分一半的利润。仅此一项，冯伟林伙同冯冠乔就实际获得1500万元的“好处费”。江西一名落马厅级官员在插手工程项目时，均由其外甥何某出面，收受的1000多万元赃款都放在何某名下。
湖南省交通厅纪检组长刘志信告诉记者，陈明宪案发后，除刚满周岁的小儿子外，身边的亲属都有涉案，其妻周茜、其子陈钏、其妹陈明珍、其弟黄道军都通过陈明宪的职务便利牟取了巨额非法利益。在冯伟林案中，其妻子及弟、妹都被起诉，其弟冯冠乔更是因为中间人中标牵线搭桥收受贿赂1775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
大到派系，小到各种“圈子”，这种异化的人际关系一旦在党内、政府内蔓延，必将对政治生态造成严重损害，甚至严重扭曲现存的道德和制度。“‘小圈子’一旦形成，就很难打破，除非反腐外力的介入。”一些受访的纪检干部认为，这种“黑色圈子”的本质是腐败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利益板块内往往和平共处，谁不遵守游戏规则，就会被视为“另类”加以排斥。
“逆淘汰”用人催生官场“黑文化”
“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红包文化，推崇厚黑学、讲究“兄弟义气”的“江湖文化”，明码交换、竞价出售的“买官文化”等官场“黑色文化”在一些地方不断蔓延。
记者调研发现，在一些腐败多发地区和领域，政治生态出现问题最突出表现为用人腐败，甚至形成选人用人“逆淘汰”现象，洁身自好、清正为官的干部被视为“另类”，不仅领导不喜欢，周围的人也因为怕冒犯领导而“躲着走”，清廉官员久而久之必然“边缘化”；与之相对应的，是作风不正、善于钻营的官员却“如鱼得水”，被不断提拔。
据办案人员介绍，陈明宪、冯伟林分别担任湖南省交通厅和省高管局的“一把手”期间，权力高度集中，从工程立项到干部人事安排，一手遮天。其中，为选拔“自己人”形成安全贪腐的“小圈子”，他们一般先只任命高速公路建设筹备组长，等完成土建招投标后，听话的就任命为经理，不听话的就不让当经理。
办案人员反映，由于“劣币驱逐良币”的用人不正之风盛行，“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红包文化，推崇厚黑学、讲究“兄弟义气”的“江湖文化”，明码交换、竞价出售的“买官文化”等官场“黑色文化”在一些地方不断蔓延。
因受贿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4年的安徽泗县原县委书记晏金星，在任职10年间受贿600多次，受贿金额520多万元，其中“卖官”近百次，“卖官”受贿约370万元。曾任安徽萧县县委书记的毋保良10年受贿更高达1000多次。一名曾给毋保良送礼的干部表示，对当地不少干部来说，县委书记收不收自己的礼、收多少，某种意义上已成为行贿者是否被毋保良看成 “自己人”、“兄弟”，是否被核心权力圈接纳，乃至有没有发展前途的象征。
2012年年底以来，包括原广东揭阳市委书记陈弘平、常务副市长刘盛发、副市长郑松标在内的多名揭阳市领导被查处。今年6月，曾任揭阳市委书记的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红包问题突出，官商勾结严重，买官卖官成风。”揭阳市纪委书记陈直河坦言，揭阳政治生态过去确实存在一系列问题，但根子还是选人用人方面长期形成的不正之风。
腐败风气盛行的背后，官场文化“泛黑化”现象不容忽视。办案人员透露，一些涉案官员之间平时多以兄弟相称、抱团腐败；一旦预感将“东窗事发”，又推崇“江湖义气”，订立攻守同盟，企图逃避法律惩罚。
针对官员腐败背后存在的地方和部门政治生态恶化问题，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政府人士以及相关专家学者表示，唯有监督才能规范权力，并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而要消除用人腐败，必须加快对官员的任命制度改革，将部分职务的决定权交给人民，淘汰“官场的逆淘汰”，让“圈子观念”、“黑色文化”没有生存土壤，避免制度性原因带来的腐败现象。
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认为，“一把手”在地方政治生态中居核心地位，规则、风气、导向，是决定一个地方政治生态好坏的三要素。规则是维护良好政治生态的首要前提，有了规则制度不敢坚持，就像车没轨道，就乱了；一个地方风气不正，是政治生态不好的外在表现，如果放任不良风气持续存在，就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导致政治生态恶化和腐败现象蔓延；导向就是风向标，党委书记在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中居于核心、主导地位，具有源头性、导向性、引领性作用。
“上梁不正，下梁歪。”安徽省宿州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魏建华认为，“一把手”的话语权太大，对“一把手”的监督太难，造成官场很不正常的“人身依附”关系，外商投奔领导，下级跟上级站队，一切通过利益连接在一起。
“必须改变‘一千个群众说我好，不如一个领导说我好’的现象。”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陈胜华认为，应通过完善对“一把手”的考核机制，让群众真正能决定领导干部的命运、升迁，才可能促使他们对人民负责。
陈胜华认为，唯有监督才能规范权力，并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当前针对“一把手”的监督形式很多，如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等，但监督机制效能不高。因此，一方面要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把对“一把手”的巡视监督作为重点，提高发现和纠正问题的能力。同时，要强化相关制度的执行力。应该经常性开展对民主集中制、领导班子议事规则、“一把手五个不直接分管”等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真正形成“副职分管、正职监督、集体领导、民主决策”的权力制衡机制。
领导干部的行为对社会起着示范和导向作用，“官”气正则民风清，要建设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必须以领导干部这个群体为重点，从领导干部抓起，发挥正导向。
“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优化政治生态也要抓住这个关键点。”曾在纪检部门和检察机关工作多年的湖北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倪贵武认为，所有的腐败问题都是因为人的问题，过去选人用人，一般先由组织部门摸底，从符合条件的人里面考察，现在很多时候都是“一把手”授意，指定对某个人考察，这样选出的人不能“服众”，领导的权威也要受损。
“好的制度能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变坏。”陈胜华认为，只有加快对官员的任命制度改革，将部分职务的决定权交给人民，淘汰“官场的逆淘汰”，让“圈子观念”、“黑色文化”没有生存土壤，才能避免制度性原因带来的腐败现象，真正解决政治生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