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村里基本上看不到年轻人的身影。”江西省萍乡市职业种粮农民陈茂盛不无担忧地说，他已经55岁了，当前中老年人种田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现在的田好歹还有人种，再过十来年，等我们这些人老了、种不动了，谁来种田就真成为一个问题了。
职业农民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领头羊，资金、技术等实力比较雄厚，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也强于一般的农民。《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在江西、安徽、四川、湖北等地进行调研，采访了众多新型职业农民。他们表示，在国家越来越重视“三农”、现代农业发展加速的新形势下，农业是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农民也可以是体面的职业。但在经营中，他们却遭遇了土地流转不规范、基础设施薄弱、贷款困难、保险制度不健全等困难，需要国家加大扶持。同时，由于当前农村留守种田的农民仍以中老年人居多，年轻人外出打工不愿回乡种田，他们也担心将来“找不到合适的人来种田”，农业依然后继乏人。
“基础设施不完善，种田依旧很苦很累”
种粮大户凌继河说，现在农田分散在一家一户，流转制度又不健全，很难做到集中连片，而且基础设施也很薄弱，机械化水平难以提高，种田依然很苦很累。
凌继河是江西省南昌市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目前共承包了18000多亩农田，聘请了127名农民。他告诉记者，在成为种粮大户前，他曾是当地有名的农民老板，开过酒店，卖过建材，做过手机批发，在返乡种田前，他原本设想在农业机械化推广普及的今天，种田应该很轻松，但几年下来，他发现种田依旧很苦很累，而其主要原因则在于当前我国土地流转制度不健全、农业基础设施太薄弱。
“现在农机这么发达，理论上种田可以完全机械化，但现实就是实现不了。”凌继河以水稻收割为例说，现在一些大型收割机自带空调，而且可以一边收割一边把稻谷直接打到拖拉机里，但这种机械在我们这些小田块里根本施展不开，现在我们用的还是小型收割机，需要边收割边把稻谷装袋，然后还要人力扛到拖拉机上，非常辛苦。
南昌市安义县西路村农民刘高美为凌继河管理了1000多亩田，年收入超过20万元。他告诉记者，去年他在外打工的侄子见他种田赚钱，执意要回来种田，“一年下来也挣了六七万块钱，但今年就不想再种了，因为七八月农忙时三四十度的高温，他们受不了”。
“如今，通过规模化经营，一些职业农民获得了较好的规模效益，但要想让农民真正成为一个体面的职业，不仅需要提高他们的收入，还需要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降低劳动强度。”凌继河说。
记者在中部某农业大县发现，当地60％以上机耕道建设滞后，且农田不规则、落差大，机械化操作不方便，降低了机械使用率。
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农业部门的调查也显示，当地种粮大户承租的农田基础设施条件普遍比较差，抗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弱，农机化程度偏低。交通不便、道路不畅、排灌体系不健全、设施不配套、沟渠严重淤塞等成为种粮大户和职业农民迫切希望改善的问题。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种田依然“很苦很累”，一些职业农民虽然自己通过规模化种田获取了可观的效益，但他们普遍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继续种田，即便种田的收入比打工更高。
江西省南昌县兰新乡农民万茂华从2011年开始大规模种田，年收入超过10万元。他28岁的儿子在南昌市一家公司上班，月薪3000多元。虽然儿子挣的钱远没有自己多，但万茂华却不想带儿子一起种田。他说：“种田太苦太累，不想让他们再吃这个苦。”
“困难多风险大，希望有更多扶持”
江西省九江市星子县农民袁松松告诉记者，现在新型职业农民成长遇到很多困难，亟需政策扶持，比如当前土地流转政策不完善，土地承租关系不稳定，银行贷款难办，职业农民都不敢做中长期规划和投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袁松松以前在深圳公安局光明分局从事秘书工作，2008年12月底，袁松松辞去工作，带着妻子、女儿回到星子县承包了数百亩农田种植水稻，成为一名职业农民。袁松松告诉记者，现在新型职业农民成长遇到很多困难，亟需政策扶持，比如当前土地流转政策不完善，土地承租关系不稳定，职业农民都不敢做中长期规划和投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贷款方面也有困难。”袁松松说，职业农民流转土地需要有一定的资金，现在一百亩田一般要四五万元，这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是不少的，可现在银行贷款很难，农民又没有可抵押的财产，职业农民梦在最开始就被扼杀了。
对于贷款难，湖北省武汉绿发源绿色时代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松也深有体会。他告诉记者，成立合作社以来，虽然顶着不少光环，但真正从银行贷的款不到200万元，而且还是用自己的房产和车子做抵押，现在他主要的融资渠道还是靠私人借贷，利息比银行高一倍。“职业农民一般都需要融资支持，但银行都是嫌贫爱富。我这里来的领导多，银行行长一面跟政府领导承诺支持新型职业农业，要给贷款，但转过头又对我们说银行风险控制难，贷不了款。”
另外，农业生产受天气、市场等影响大，职业农民承担着很大的风险，“规模效益”易变为“规模亏损”。江西省九隆种粮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黎兵春告诉记者，去年7月，江西出现持续强降雨，合作社里有5000亩稻田被淹。这5000亩稻田中有2000亩之前已投过保险，但另外3000亩还没来得及投保，就被突如其来的洪水淹没了。“种田利润不高，但亏损起来却很厉害，即使买了保险也没用。”黎兵春说，农业投保金额低，最多赔付两三百元一亩，这连我们买种子的钱都不够，相对每亩1200元的前期投入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
许多职业农民表示，当前我国粮食生产保险制度尚未健全，一旦遭遇大的自然灾害，他们“几年的辛苦钱都要搭进去，甚至不还够”。相对于普通农户而言，他们承受着更大的自然和市场风险，但享受的扶持政策却不对等，反而更少。
江西省万年县石镇镇种粮大户周金来说，按照我国现行农业补贴政策，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等都是给原来承包土地的农民，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职业农民反而享受不到国家的这项惠农政策。“希望国家能针对职业农民在规模化经营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帮助他们更好地发展。”周金来说。
“等我们种不动了，以后谁来种田”
相比在经营中遇到的“近忧”，当前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新生代农民不愿种田，农业发展“后继乏人”的问题更让一些职业农民感到担心。
今年55岁的陈茂盛是江西省萍乡市远近有名的职业种粮农民，2013年种了3000多亩水稻。他告诉记者，现在农村里年轻人不愿种田，农民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况。“就拿我们村来说，现在留在家里种田的基本上都是年纪大的老人和没有什么文化的妇女，而且7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到了80％左右，平时村里基本上看不到年轻人的身影。”陈茂盛不无担忧地说，当前老年人种田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不过不管怎样，现在的田好歹还有人种，再过十来年，等我们这些人老了、种不动了，“谁来种田”就真成为一个问题了。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在务农农民年龄偏大，即使在职业农民中，50岁以上的也占主导，呈现出“70后不愿种田，80后不会种田，90后不谈种田”的现象，农业生产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困境。
湖北省2013年就职业农民调查发放问卷一万份，问卷对象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一村一名大学生”回乡青年、参加过阳光工程创业培训的学员、大学毕业生在农业领域创业者、种养大户、农业社会化服务人员等。调查显示，88．93％的农户家里的孩子没有学农或者从事农业生产，69．08％的农户也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从事农业生产当职业农民。形势很不乐观。
农业生产“后继无人”，从长期来看将导致国家粮食安全难以保障，而从短期来说则直接推高了农业用工成本的飙升。“现在种田请人一年比一年难。”从2002年就开始大规模种田的江西省新建县联圩镇职业农民孙祖升告诉记者，他刚开始种田时，几十块钱一天别人抢着干，但这几年工价涨的太快，“2010年，我开出的工价还不到100元一天，而今年高的已经超过了200元，价格翻了一倍，但人还更难请，贴烟贴酒不说，工作时间还不能太长。”
对于当前农业劳动力不足的状况，凌继河也深有体会。他告诉记者，往年春耕前，许多人都会到他那里抢田种，但今年一个也没有，相反还有很多人上门来主动要把田租给他，而且田租还降了一些。田租下降本该是一个好消息，但凌继河却高兴不起来。“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不愿种田了，以后我找谁来帮我种田就是一个问题了。”凌继河说，以前他最担心的是土地问题，“怕包不到田”，而现在最担心的却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种”。
近年来，我国各地掀起了一股职业农民培训热潮。记者近日在四川、江西、湖北等省采访了解到，职业农民培训成效已经凸显，一些传统农民发展成种植大户、合作社负责人，并成为农业技术的传播者。但部分农民及培训机构负责人也向记者反映，职业农民培训还存在生源不足、学员再次培训的机会少、农技老师缺乏等问题。涉农专家建议，在农业技术项目培训上，应适当放宽农民的年龄限制，允许创业学员有再培训机会，并调动社会资源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培训成效凸显
在我国农村地区，农业部门对农民的培训进行了多年。近年来，各级农业局及农广校根据国家农业部、财政部等要求，在“阳光培训”中开设创业培训及实用技术培训。记者调查发现，培训效果逐渐凸显，部分传统农民经过培训已经成为新型职业农民。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农广校从2006年开始，就具体负责对农民的“阳光培训”。“一个培训班一般是50人，普通培训一般在村镇进行，创业培训都在县城进行。”雁江区农广校校长肖琼说。
2009年下半年，肖琼在雁江区忠义镇敲钟村进行招生宣传时，引起了外地返乡农民刘树文的注意。敲钟村一直有种植柑桔的传统，虽然产量大，但柑桔的糖份、外观都不好，卖不起价。刘树文回到家乡，发现本地柑桔产业应该大有可为，此时他刚好碰到农业培训招生，就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当年的创业培训班。
肖琼说，针对类似刘树文这种学员，学校不仅不收取一分钱，还给他们发放误工补贴、车旅费等。当年刘树文在县城与其他学员一起，进行了7天的集中培训。“很感兴趣，老师讲的是与产业有关的新技术及如何创业等知识。”刘树文说，培训结束，他就与几个村民共同成立了资阳市雁江区现代柑桔专业合作社，并被选为理事长。如今，刘树文的合作社发展到116户，种植柑桔2000多亩，2013年产值达到800多万元。
面临诸多困境
基层涉农干部及新型农民告诉记者，虽然培训的效果已经初步凸显，但仍面临后续支持缺乏、生源不足、师资队伍素质等困境。
雁江区农业局副局长李堂贵说，只要参加过项目培训的农民，是不允许再次参加培训的，这与实际情况脱节。“刘树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虽然想参加农业新技术的培训，但已经不允许他再次参加。”
一方面，类似刘树文这样的新型农民不能再参加农业培训，另一方面，农业部门的培训却面临生源不足问题。“每年到村镇进行招生，生源是个大问题，有时候要好几个村才能凑成50个人。”肖琼说，根据农业部及省厅要求，报名参加培训的学员有年龄限制，女的在18岁至50岁，男的在18岁至60岁之间。但实际上，近年来农村青壮劳力基本上都外出务工，60岁的老人在农村都算是壮劳力。
记者调查发现，农业部门培训面临生源不足，但又有培训任务，容易造成培训上的形式主义存在。江西一乡镇农技推广综合服务站站长向记者透露，一些地方为了完成上面下达的培训任务，只能通过贴茶贴饭、发误工费等方式“花钱”请农民来培训。“但现在的情况是，很多农民就是冲着领一点误工费来参加培训的，其效果可想而知！”这位农技站站长无奈地说。
一些地方涉农干部告诉记者，当前职业农民培训除“生源”不足外，培训机构和师资力量本身也存在不足，以往的农校由于投入不足被严重削弱，而承担着培训任务之一的农技推广站则被描述为“一栋破房子、几张破桌子、坐着几个老头子”。
急需多方支持
基层农技干部告诉记者，对农民的培训要达到效果，必须切合农村实际开展，并重点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大学生、种植大户及合作社带头人等几类群体做好培训工作。
一是放宽对农民培训的年龄限制。肖琼建议说，农村留下来的基本上都是60岁以上的人，但对农民的项目培训年龄要求都在60岁以下，容易造成生源紧张，而60岁以上想学技术的老人却被拒之门外。
二是允许参加过培训的学员有再次接受培训的机会。李堂贵认为，这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培育尤为重要。“可以允许隔两、三年参加一次培训，目前的情况是只要参加一次培训，此后就再也不能参加农业新技术项目培训。”李堂贵说，农业技术与其他科学技术一样，发展迅速，原先的先进技术不及时更新，就可能变为过时、落后的农业技术。
三是项目培训应结合农时进行，不应该在每年9、10月份才下达任务。肖琼说，“阳光培训”任务一般都要求在每年12月底完成，时间太短。如果与农时结合，如在大春生产时，农民结合实际问题及需求来听过，效果会更好。
四是对新型职业农民的资金扶持上，要加大力度。资阳市雁江区农业局局长陈家强说，要培养培训更多的新型职业农民，应该在基础设施如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加快推进，在购机补贴上需要进一步提高。
五是对培训内容需结合农民需求。部分涉农专家及农民认为，实际需求是农民参加培训的动力，培训要有针对性。雁江区农广校在组织培训时，根据农民的实际需求进行分门别类的授课。肖琼说，“只讲农民需要的，受到农民朋友欢迎。”王松告诉记者，他参加过的培训，多数课程是虚的，实的不到20％。“大多培训对农民帮助不大，没有针对性，内容都混在一起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