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滑为什么没有带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长期以来，高速增长靠人口红利。很多人会跟我争论人口红利，说劳动力丰富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会有优势。这个也没有错，但回答不了争论的问题。

　　更深层次理解，劳动力无限供给避免了资本报酬递减新古典约束，加上抚养比下降带来高储蓄率，可以使经济增长依赖投入增长。我们有足够多的劳动力，积累多少资本就有多少劳动力配合。因此比例不变，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资本高回报率，可能是人口红利的核心，劳动力无限供给阻碍资本报酬递减规律。所以，当刘易斯转折点过了，人口结构变了的情况下，会发生作用。

　　我们经历了两个转折点，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就下降了。很多人说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是需求的冲击。西方经历了金融危机，无法恢复，欧洲市场疲软，美国市场疲软，所以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没有人要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出口随着国际市场变化而减少。

　　按照比较优势指数，能够把国际市场本身的变化剔除掉，如果下降了意味着是成本提高了。这个指标叫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去比上世界上同一个比，两个比值相比，如果下降了意味着我们和世界平均比在这些产品上的优势下降，而不是绝对的没有需求了，而是比较优势下降了。结果的确如此，表现为我们的潜在增长率是下降的。

　　潜在增长率是由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本以及生产率的进步速度。这些因素发生了变化，潜在生产力会下降，所以是理论的增长率。这个增长率有好处，当我们过去做预测的时候，预测未来的增长速度会用过去的增长速度，外推就知道未来十年。

　　如果一个经济是非常稳健的状态，没有经历转折点，没有改变经济发展阶段，这样预测还比较符合。如果经历了转折点，变化都发生了，这么外推就不可能了。因此，这个时候就要看生产要素的供给还有多大，就估算出了潜在的增长速度。

　　我们测算的结果是在十二五期间，从过去接近10%左右的潜在增长率到十二五期间降到只有7.6%，到十三五没有其它变化还会降到6.2%。降到7.6%和过去几年的7.7%大体上和潜在增长率是一致的。增长速度是在潜力之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劳动力市场的新常态导致劳动力增长的新常态，不要以就业为借口，就业没有问题，但是结构性的问题不能用宏观总量的政策去解决，不能用GDP来解决。

　　有人说新常态是老常态两位数的增长，新常态有人想是不是7.5%的增长率？不是。按照人口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越来越少，它的含义是什么？未来潜在增长率是逐步降下去，直降到2%、3%都是有可能的，发达国家能够实现3%很了不起。总将有一天会降到2%、3%的。所以，接受这个事实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不要去刺激经济，超越潜在增长率，有必要去改变潜在增长率，去改变提高。怎么改变潜在增长率？唯有改革。

　　如何挖掘改革红利？靠劳动力供给以提高潜在增长率。

　　我们现在面临一些困难，有制度障碍。一个障碍是劳动力市场上自然失业率是好事，告诉你在劳动力市场上能够得到就业，必须有人力资本，否则还是找不到工作。这时候就不要学习了，在经济学里面有个语言叫做工资的系统，教育的会回报率下降。今天我们大家看农民工在不同年龄上受教育年限，多数的年轻农民工基本上适应了目前产业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二产和三产的需要，所以他们极受欢迎，跟孩子说不要上学，九年义务教育完了就足够了，很多人从初中就辍学了。

　　但是，未来产业结构会发生越来越大的变化，资本密集型、第三产业的技术密集型会要求更高的人力资本，更高的受教育年限。过去二十年有三次普查的数可以做比较，二十年的时间里头中国经历了最快的教育的发展，经历了普九，经历了扩招，都是大幅度提高人力资本受教育年限的。

　　二十年里头提高了2.7年，要想跨越就业岗位进入到更高端的产业结构中去可能要求四年学习，所以要花很长的时间。如果大家都集中在刺激的产业，比如建筑行业，集中在这里就业，要知道这些行业面临着产能过剩，面临着泡沫，产业一垮会面临周期性事业。

　　我们处在黄金时期的农民工应该想一想未来会怎么样，让他们自己想并不现实，政府要替他们想。

　　现在还有一个现象是工资上涨，这是好事，改善收入分配。但是过快的上涨也意味着有过多的企业会变得困难。一部分承受不起高成本的企业已经垮掉了，一定的创造性破坏是需要的，这是进步的一种机制。如果过快的话的确会伤害我们的经济，有点承受不起。因此，我们并不需要工资无限制上涨。有没有替代工资上涨的办法，既让农民工愿意出来就业，可以用公共政策。

　　可以通过稳定农民工就业提高劳动参与率、继续实现资源重新配置而获得全要素生产率。农民工市民化也有利于增强教育培训，进行生育政策调整，提高总和生育率，改善未来的人口结构和质量。大家都知道农民工有了户口没有后顾之忧就不会每年回老家了。所以，农民工市民化至少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他们接受教育接受培训，都会改善我们未来的经济增长。我们做了一个模拟，今年开始已经允许单独二孩，使1.4提高到1.6，其它什么都不变，未来潜在增长率是这条线，逐年下降。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事？

　　假设合理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是农民工市民化可以做到，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可以做到，也假设了一个教育和培训的合理的增量。在不同的生育率的条件下，会得到不同的潜在增长率，特别是生育政策调整，在短期内没有正面影响，负面影响也不大，二十年以后会产生对潜在增长率向上的一个拉力，因此改革是可以带来红利。所以，我们要寻求改革。（本文节选自蔡昉做客新浪长安讲堂演讲内容）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