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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13   作者:记者 付一鸣 和苗 蓝建中 张晓茹 张雪飞 王龙云  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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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瑞典:培育青年学院 2.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充当国家队 3.日本:注重基础研究 4.欧盟:重视科研框架规划

  今年的诺贝尔三大自然科学奖已水落石出——物理学奖授予日本科学家赤崎勇、天野浩和美籍日裔科学家中村修二,表彰他们发明了蓝色发光二极管(LED)以及由此带来的新型节能光源;化学奖由美国科学家埃里克·贝齐格、威廉·莫纳和德国科学家斯特凡·黑尔分享,以此肯定他们在超分辨率荧光显微镜方面作出的贡献;拥有美、英双重国籍的约翰·奥基夫以及挪威的梅-布里特·莫泽和爱德华·莫泽夫妇,凭借针对大脑定位系统的研究,共同获得了生理学或医学奖。
  诺贝尔设立的三项自然科学奖,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综合科研能力的一面镜子。从统计数字看,美国凭借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超强的科研实力,在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获奖人数上自然独占鳌头,但其他国家并非没有任何机会。瑞典、法国、日本等国在政府主导之下,重视基础研究、确保科研投入、重视国际交流,同样为科学家们创造出宽松、开放、自由的科研环境,使之在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中也占据一席之地。

  瑞典:把青年学院打造成“预备队”

  瑞典皇家科学院以评选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和经济学奖闻名世界,其中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这两个科学奖项在世界科学界也举足轻重。同时,这个人口不到千万的小国产生了多位诺贝尔科学奖项得主。究其根源,积极培养青年科学人才、推动研究平台国际化两大“法宝”功不可没。
  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领导小组由院长、3名副院长和1名专职工作的秘书长组成,其职能管理机构是由领导小组和12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主要负责制定科学院的规划。除常务秘书一人专职处理日常事务外,包括院长在内的所有院士都是业余的,不享有任何直接的经济补贴。
  在确保现有科研资源被充分利用以提升国家科技实力的前提下,瑞典皇家科学院也不忘加大对青年研究学者的激励。2011年5月,在皇家科学院的推动和倡议下,“瑞典青年学院”作为独立的机构正式成立,为瑞典跨学科的年轻科学家们提供了新平台。该机构被视为皇家科学院院士的“后备军”,激发了广大青年科研人员专注于国家科研事业的热情,成为培养瑞典青年科研人才的又一个“孵化器”。
  青年学院的主要运作机制是这样的:独立的青年学院主要是作为一个跨学科的平台,并为年轻的研究人员在瑞典提供研究政策的中心。虽说是“青年”,也需要研究人员在学术领域有10年以上研究经验。青年学院的成员每5年评选一次。目前学院共有34名成员,并将逐渐增至最多40名。参选标准以科学贡献而论,所有学科都可参评。青年学院由1名执行院长和皇家科学院秘书处共同掌管。现任院长和副院长分别来是来自于瑞典皇家工学院和卡罗琳医学院的教授,执行院长来自瑞典皇家科学院。青年学院的资金来源主要由埃林-佩尔松家族基金会、克努特-爱丽丝·瓦伦贝里基金会、拉格纳尔·雪德贝里基金会和瑞典教育部提供。
  诺贝尔物理学奖评选委员会秘书贝里斯特罗姆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诺贝尔奖设立初始,只局限于在北欧地区和其他欧洲国家评选。后来诺贝尔本人周游列国,逐渐认识到只有将评选扩大到世界范围,才能用更广阔的视角来对奖项进行评定。基于很多研究学者从欧洲迁移到美洲和其他地方,诺贝尔奖的提名参选者也逐渐从欧洲扩展到世界各地。贝里斯特罗姆说:“只有通过国际化的视角才能促使瑞典科研不断发展。”诺贝尔奖不断国际化也为其自身在国际科学界的分量得到不断提升,时至今日,诺贝尔奖中的科学奖项已成为物理学和化学研究的国际“风向标”。他还强调,随着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在世界科学界分量越来越重,瑞典的科学家们也从中得到了更多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机会,在国际化的平台上,对瑞典这样一个人口较少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促进其不断重视科研和延续创新精神的重要步骤。
  瑞典皇家科学院现有175名外籍院士。贝里斯特罗姆认为,除了诺奖评选范围本身的国际化,外籍院士的加入也使瑞典科研大环境更加国际化。据他介绍,外籍院士没有任何经济补贴,仅享有“头衔”,很多皇家科学院的外籍院士都是通过国际合作科研项目加入的。“很多外籍院士可能在其他国家也担任科学院院士,但并不影响他们加入瑞典皇家科学院。我们希望搭建国际化的交流平台,促进科研的合作与开发,保证瑞典的科研走在世界最前沿。”贝里斯特罗姆说。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充当“国家队”

  今年8月,国际数学联盟将菲尔兹奖颁给了任职于巴黎狄德罗大学和巴西国立数学研究所的阿图尔·阿维拉。这位在35岁便拿到“数学界诺贝尔奖”的数学家还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一员。
  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1939年成立)的历史上,走出了19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经济学奖获得者、12位拿到菲尔兹奖的数学家、1名获得阿贝尔奖的数学家和1名获得图灵奖的计算机科学家。
  《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隶属于法国国民教育、高等教育与研究部,是法国最大的公立科研机构,也是欧洲乃至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基础科学研究机构之一。作为由国家支持的公立科研机构,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使命为包括评估、从事或推动一切有助于科学发展和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研究活动;协助研究成果的应用与推广;发展科学交流并促进法语的推广;支持研究培训和通过研究进行培训;参与国内与国际科学发展形势、前景的分析,以便制定相应的国家政策。
  目前,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在法国科研体系中拥有独特地位和绝对优势,几乎涉及并主导了法国科技研究和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数学、物理、信息与通讯科学技术、核物理和高能物理、地球和宇宙科学、化学、生命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环境科学以及工程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据统计,2007至2011年间,研究中心平均每年发表各类研究成果43000份。
  大量前沿科研成果的实现和众多顶尖科技人才的养成,自然要归功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多年来形成的成熟的组织体系、科学的人才选拔、管理和考评机制以及有效的激励机制。
  每年,法国国家科研中心都会公开招聘研究员、工程师、技师和行政人员。截至2013年底,研究中心共有24955名正式员工,其中包括11204名研究员、13751名工程师、技师和行政人员,以及近8000名非正式员工。科研中心下属的各个实验室每年会接待约6500名正在准备博士论文的科研人员和其他签约研究员(其中46%为外籍)。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研究人员实行终身聘用制,属于国家公务员行列。法国在2007年2月曾颁布一项法律,规定国家公职人员终生有权享受职业培训。因此,一旦成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一员,这些研究人员在整个职业生涯期间都能得到研究中心在法国各个大区的人力资源团队提供的帮助、支持、建议和培训。根据法国相关法律规定,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有权选择到某一家企业任职或开办自己的公司,但要遵循相关程序。
  为了保证这样一个庞大的科研机构的效率和研究质量,早在1945年,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就成立了科研评估机构——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参与制定研究中心科学政策、分析科学发展形势和前景、研究人员的选拔和评估,以及下属各研究单位的评估。该委员会当中,分管不同学科的小组和跨学科委员会共同参与科研人员的评估。评估意见从高到低分为:满意、延期处理、保留意见和警告四个类别。若一名研究人员获得“保留意见”或“警告”这两种评价时,将必须接受评估后个人跟踪。这种机制旨在针对每个研究人员的不同情况制定专门的行动计划,调动起在科研方面或人力资源方面与该科研人员有关的多方力量,共同帮助其回到符合科研中心期待的业务状态。此外,根据相关法律,科研中心那些获得国内外重要科学奖项、或者对学科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研究人员能够获得国家颁发的奖金。

  日本:注重基础研究 科研经费充足

  今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开发了具有实用性蓝光发光二极管(LED)的名城大学教授赤崎勇、名古屋大学教授天野浩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日裔美籍教授中村修二。
  迄今为止,包括日裔美籍的芝加哥大学名誉教授南部阳一郎在内,共有22名日本人获得诺奖,除两名文学奖和1名和平奖之外,自然科学奖项占了绝大多数,而后来获得美籍的南部阳一郎和中村修二,也是由于其在日本国内研究时的成果而获奖的。日本凭什么拿到这么多诺奖?
  早稻田大学创造理工学研究科教授森康晃给出的答案是,日本人能够获得诺贝尔奖,其实是由于知识的长期积累,是通过积累基础研究、大力培育人才获得的,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教育领域,不应单纯强调科学技术的国际竞争力,从中长期来看,在开发能够赚钱的技术时,还应注重发展不会立即产生经济效益、需踏踏实实花费时间积累的科学技术。简单来说,基础研究(长期)和应用研究(短期和中期)的积累都是非常重要的。
  森康晃指出,在生物工程领域,日本比起美国来有相当差距,但在基础研究领域,有一些地方还领先于美国。他认为,科学技术的水平和教育的水平,也受历史影响。日本的科学技术和产业结构的相当一部分,是在明治维新前持续了300年的江户时代就奠定了基础研究的根基,并培育了很多人才。虽然当时日本没有欧美那种产业革命和技术革新,但在数学等基础领域却一直进行着独自研究,而且通过唯一允许进行通商的荷兰这个窗口,也窥见了一些欧美的科学技术。在江户时代,由于锁国政策,只有荷兰被允许与日本通商,西方的学术就是通过荷兰人以及荷兰语进入日本的,因此统称为“兰学”,兰学的研究对象涵盖医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测量方法、炮术、制铁等技术,西方史、世界地理、外国概况等人文科学,而主要就是以医学为主的自然科学。可以说,在明治维新“文明开化”前,日本已奠定了部分自然科学的基础。
  《每日新闻》8日的报道指出,南部阳一郎和2008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下村修,是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工作的,经过40多年才获奖。此次诺贝尔物理奖也是以上世纪80年代的研究成果为主。报道援引东京大学教授藤原裕子的话说:“进入本世纪,获奖者增加只是看到了数十年前的投资效果,现在如果不大力向基础研究投资,数十年后将导致严重后果。”
  此外,森康晃指出,在日本,政府向大学和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等政府的研究机构(现在大部分都成为独立行政法人)提供研究开发经费。至于日本企业的研究人员,各个企业都是根据其贡献程度,支付相应报酬。一般来说,由于存在终身雇佣制度,很少有人贪图巨额的发明奖金而做出急功近利之举。
  战后,日本以科技作为立国之本,以举国之力投入巨资进行科技创新,而企业也将创新当作生命,整个社会存在着浓重的重视创新的氛围。文部科学省外围机构“日本学术振兴会”负责制定具体的科学研究项目,其掌管的“科学研究费”是日本最大规模的竞争性申请类科研费,占日本政府全部竞争性科研费的6成以上,是当前日本科研经费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日本学术振兴会制定的《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公开招募要领》,涵盖人文社会、理工学、生物学以及新领域等几乎所有科技领域,并详细列出研究项目、研究年限、招募人员的资格和办法,研究资金使用方法等。研究金额从500万日元到2亿日元不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特别推进的重点项目,则不设上限。
  日本学术振兴会的科研费预算安排纳入日本政府5年一度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在2011至2015年度的第四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科研费预算比上一个5年计划有数百亿日元的大幅提高。2013年度,科研费预算额规模为2381亿日元。到2012年度底,大约有6.9万个研究项目接受日本学术振兴会的科研费资助。研究人员能够从大学、企业或国家获得充足的研究经费,可以说是能够安心进行研究的充分物质保障。
  日本在二战后科技水平获得飞速发展,主要是采取了产业界、政府和学术界合作的体制,也就是一般所称的“产官学”合作体制。产官学合作体制对于科技成果转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日本大学的教员往往与工厂的科研人员一起参加某领域的学会,这样在学会举行学术活动时,就可以与工厂建立人际关系,更好地了解工厂的需要,根据工厂的需要开展各种研究。同时,学会也是横向联系的渠道,可以更好地了解业内情况,开展合作研究,避免重复劳动和各自为战。日本各大学开展的“学学”合作更是一个促进整体科研水平提高的重要手段。

  欧盟:科研框架规划激发人才规模效应

  在欧盟28个成员国中,英、法、德等国都是传统科研强国。为了充分挖掘科研人才潜力、整合科研力量,提高欧盟科研水平并把创新技术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欧盟通过实施一系列科研框架规划来发挥人才规模效应。
  欧盟的科研框架规划可追溯至1984年,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官方综合性科研与开发计划之一,具有投资额度大、研发领域广、参与机构和人员多等特征,是欧盟实施其科技战略和行动的最主要工具。
  欧盟委员会负责实施和管理科研框架规划,同时协调各成员国的科研计划。纵观其20年来的发展变化,可以发现,欧盟对该计划的资金投入显著增加,研究领域也逐步扩展,从当初以能源和工农业为主,转变为现在的紧跟前沿学科、多领域综合发展。另外,该计划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最初只局限在少数欧盟成员国内部开展,如今吸引了来自世界上多个国家、近百万个高水平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的广泛参与。
  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第七个科研框架计划于2007年初启动,持续至2013年,总预算超过530亿欧元。2013年12月11日,投资总额达770亿欧元的欧盟“地平线2020”科研规划正式启动。
  作为此前欧盟一系列科研规划的强化延续,“地平线2020”科研规划本来应称为“第八个科研框架计划”。但在应对欧债危机的关键时刻,为了突出科技创新的重要地位,改称为“地平线2020”科研规划,其涉及范围加大、执行力度加强。
  “地平线2020”科研规划几乎囊括了欧盟所有科研项目,分基础研究、应用技术和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三大部分,其主要目的是整合欧盟各国的科研资源,提高科研效率,促进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
  2010年7月,为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增加竞争力,欧盟决定筛选“未来和新兴旗舰技术”,以便集中力量,尽快取得突破。2013年1月,欧盟委员会宣布,石墨烯和人脑工程两大科技入选“未来新兴旗舰技术项目”,并分别设立专项研发规划,每项规划将在未来10年内各获得10亿欧元的经费。
  2014年7月,欧盟委员会宣布,欧盟“地平线2020”科研规划所属的第一批七个公私合作项目征集正式启动,未来7年内总投入资金额将达195亿欧元。欧盟范围内的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等都可申请参与,欧盟相关机构将通过同行评审来进行选拔。项目主要覆盖七个领域,包括创新型药品,燃料电池和氢能技术,更清洁、更安静、二氧化碳排放更少的飞机,用可再生资源和创新技术来生产更环保日用品等。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特别指出:“只有来自学术界、企业、研究机构等精英人才聚集到一起共同努力,才有可能成功应对我们当前面临的巨大挑战,这就是公私合作项目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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