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宏斌：　
　　目前亟须扭转实体经济通缩性放缓趋势。实体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在经历过去两轮间歇性、碎片化的微刺激政策后再次出现大幅下滑，工业企业(垄断国企例外)实际上是在提醒政策层面：稳增长的着力点应是扭转这一趋势并促进实体经济进入自我循环的复苏，从而使就业的数量和质量同时得到改善。
　　叶檀：　
　　经济数据下行，不必大幅降息，中国货币政策作用与其他市场经济体不同：大型国企对利率不敏感；中小企业永远“享受高息”，或者利率或者中间业务，名目繁多。中国金融，重要的是信用风险评级，不是利率。
　　邱晓华：　
　　中国的事情确实需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简单地从理论或教条出发。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转型升级通常可以让市场发挥作用，允许大量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大量失业下岗，实现存量资产的优化重组。在中国，可能不允许也无法承受这种方式。我们只能在发展中实现结构的逐步优化，只能在保护广大员工权益中进行调整。
　　董登新：　
　　互联网公司应该成为创业板的主力军。中国创业板必须重建一套全新IPO标准，并给予创业型、创新型、成长型、新业态、互联网等公司更大的包容性，淡化盈利标准，强化成长性及科技性标准，让创业板成为新经济的助推器、导航仪、晴雨表，让创业板引领经济转型、产业升级。这才是中国创业板的正确定位。
　　金矢：　
　　在政府和市场双重作用的过程中，如何实现转型，如何实现继续增长？第一，要继续解决怎样降低企业发展的成本；第二，怎样刺激要素主体增长的活力；第三，怎样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减少过多的浪费。这是我们所谓“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型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汪亚民：　
　　公务员最多只能拿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不应享有高福利，因他们定位为公仆，拿纳税人的钱为公民服务，不应向白领工资看齐。如果羡慕白领，他们可辞职下海。从机构庞杂人浮于事看，公务员工资还应低于城镇职工平均值，这有利于他们向社会分流，而不是形成千军万马考公务员的奇观，有利于摒弃官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