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轮国企改革中，如何避免国资流失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一些打着“混合”幌子行利益输送之实进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开始显现，而由腐败、盲目投资、管理不善造成的体制性流失更是触目惊心。公开信息则显示，2013年以来，已有涉及中石油、中国出版集团、华润集团等在内的数十名国企高管“落马”，由此牵出的国资流失触目惊心。
受访专家和国企负责人认为，在市场规则更为规范的当下，大规模的交易性流失可以避免，但流失风险难以杜绝，在坚持公开透明、防控引导并举、改革反腐同步防堵国资交易性流失的同时，应防止以“怕流失”为由拖延改革，放任体制性流失。
借改革谋私利 国资流失触目惊心
公开信息显示，2013年以来，已有涉及中石油、中国出版集团、华润集团等在内的数十名国企高管“落马”，由此牵出的国资流失触目惊心。
“有些央企负责人，特别是一些快退休的，把自己公司劈出一块来让民资进来，进来的民资都是朋友亲信。”还有一些企业“把公司好的业务劈出去，交给自己人去经营，等混合之后，就顺理成章地交给自己人”。据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介绍，一些企业在推进混合所有制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国资流失的苗头。
而记者掌握的一份调查材料显示，2008年至2013年，河北钢铁集团国有资产流失额在4.2亿至5.6亿元。2008年6月，民营企业青龙满族自治县斯利矿业有限公司将生产场地、住所明目张胆地开设在了河北钢铁集团下属的庙沟铁矿矿场内，无偿占用庙沟铁矿的土地，打着利用尾矿库的名义，无偿使用高品位矿石140万吨左右，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据查，斯利矿业的法人代表王义平，正是河北钢铁集团原董事长王义芳的亲弟弟。
此外，公开信息显示，2013年以来，已有涉及中石油、中国出版集团、华润集团等在内的数十名国企高管“落马”，由此牵出的国资流失触目惊心。
一些专家认为，虽然国资国企改革环境已明显改变，但造成国资流失的风险点依然存在。
一是国有资产底数不清。中西部一些地区的国资委负责人说，目前，不少县级政府还有一定数量的国有资产，但由于缺乏专门的工作机构，无法摸清资产底数，改革过程中发生国资流失的风险很大。
二是资产评估难以给出公允价格。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说，资产评估通常是对单项资产进行估价，难以体现国有资产的整体价值。国有企业所具有的品牌、商誉、技术、营销渠道、垄断地位等无形资产，缺乏科学合理的评估方法。在社会诚信度整体较低、中介机构不规范的情况下，国有资产容易被低估。
三是产权交易体系有待完善。洛阳市国资委副主任张俊武表示，目前基层产权交易市场不发达，单一对象成交的现象较多，难以形成竞价机制。同时，产权交易政策存在空白，基于错误评估结果的交易达成后，“查遍所有政策不知道怎么办”。
垄断不破先“混合” 易成“利益输送”
有人担心在没有打破垄断之前，垄断国企将优质资产拿出来与民资混合，选择跟谁混就是向谁“利益输送”，导致混合所有制改革沦为“定向私有化”。
记者采访了解到，针对垄断行业混合所有制指向的改革，各方普遍担忧两个方面“利益输送”的问题。一方面是民营资本担心垄断国企因其强势地位会将“混合”当做“吸金大法”，民营资本沦为给垄断国企“输送资金”“打长工”的角色；另一方面是有人担心在没有打破垄断之前，垄断国企将优质资产拿出来与民资混合，选择跟谁混就是向谁“利益输送”，导致混合所有制改革沦为“定向私有化”。
以中石化为例，尽管中石化表示，搞混合所有制“不仅仅是为了卖钱，而是要搞活国有企业，引入机制”。一些受访民营企业家仍担心，中石化放开的仅仅是产业链下游的销售板块，而对上中游保持绝对控制会造成对下游的“卡脖子”。且30%的股权需要很大一笔钱，单个民营企业很难拿得出，即使多家民资合资入股，因为现代企业制度不到位，到时究竟能有多少话语权令人担忧。
全国人大代表、涉油品业务民营企业山东晨曦集团董事长邵仲毅今年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前提是打破垄断，让国企和民企公平竞争，先让各类所有制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培育现代企业治理观念，然后才会有顺理成章地混合。
与此相反，部分受访人士则忧虑，在没有打破垄断之前，民营资本能进入国有企业进行混合，实际上是“瓜分国有资产”。国资委研究中心一位专家表示，很多国有企业，比如国有银行，“躺着也挣钱”。如果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参股，实际上就是允许来分一杯羹，让它也来躺着挣钱。“如果不打破垄断，就搞混合所有制，可能会造成新一轮的权力寻租”。
这位专家认为，不能说发展混合所有制就打破垄断了，民营经济也可以垄断，只要是大家不能自由进入就是垄断，一些民营企业与政府相关联，借助行政垄断获取高额利润。因此，他建议已打破了垄断的竞争性行业，可以先搞混合，而垄断型行业则应赶紧搞规范的准入制度，搞完之后再推行混合。
改革不能“因噎废食” 谨防体制性流失
尽管国企负责人普遍存在“怕流失”的心态，但专家认为，国企改革不应“因噎废食”，不改革将是最大的流失。与交易过程中的流失相比，体制性流失更需关注。
记者采访中也发现，对于客观存在的流失风险，国企负责人普遍存在“怕流失”的心态，加之公众对国资流失的概念理解不一，国企负责人的种种担心恐将成为拖延改革的“挡箭牌”。
——担心“扣帽子”。安徽叉车集团董事长张德进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合作存在顾虑，一旦涉及资产作价、利益分配，怀疑国资流失的声音就来了。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志平说，当国有资产“切换”为非国有资产时，不仅公众持怀疑态度，代表国有资产的当事人也冒着“贱卖”风险。事实上，不管要处置的国有资产“贱卖”还是“贵卖”，国企负责人都很可能背负“怕说不清”的风险。
——担心“用了正确的方法，没干正确的事”。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杨斌说，他最担心的是，改革的流程全部合法合理，但效果大打折扣。尤其是在引入战略投资人方面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单纯的“价高者得”，难以保障合作双方优势互补。
——担心“秋后算账”。近日，绿地集团引入战略投资人上市后股价大涨，立即引发公众对国资流失的质疑。近年来，一些报道撇开投资风险不谈，将投资收益等同于国资流失的现象时有发生。
尽管国企负责人普遍存在“怕流失”的心态，但专家认为，国企改革不应“因噎废食”，不改革将是最大的流失。与交易过程中的流失相比，体制性流失更需关注。
一位长期关注国企改革的专家称，最典型的体制性流失首先是腐败。其次是不负责任的盲目投资，动辄几十亿元的投资失败无人负责，反而造成了产业结构的不均衡。三是管理不善造成的跑冒滴漏。
李锦指出，过去，一些国企盲目投资造成的损失非常严重，有的几十个亿甚至更多，但没有人负责，没有严肃处理，批评一下就过去了。而据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调查，与同类型民营企业相比，国企生产成本平均高出20%左右。“改革本身就是防止体制性流失的最好方法。”
防控引导并举 改革反腐同步
有关专家认为，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必须坚持程序的公开性和合法性，完善市场定价机制，尊重市场定价权，鼓励国有企业成为上市公司。
专家认为，在推进以混合所有制为基本方向的国企改革中，必须坚持公开透明，分类稳步推进，避免少数人在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中一夜暴富。
彭建国认为，要吸取上一轮国企改革中的经验教训，确保阳光公开操作，主动接受社会和职工监督。既要防止国资流失，又要防止“为什么只给他不给我”，还要防止“为什么我贵他便宜”。可设立由第三方专业人员及职工代表等组成的国企改制评估委员会作为“裁判员”，观察、监督国企改革的全过程。同时，赋予委员会“一票否决”的权利，从源头遏制国资流失。
“理论上讲，任何一个市场价格都不能百分之百地的体现价值。”弘毅投资有限公司总裁赵令欢说，与交易价格正确与否相比，定价机制是否遵守了法律和规则的要求更值得关心。如有条件的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混合，就是避免国资流失的一种较好选择。
有关专家认为，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必须坚持程序的公开性和合法性，完善市场定价机制，尊重市场定价权，鼓励国有企业成为上市公司。国资委等政府部门作为利益主体，应当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管者，而非直接参与者，着力解决法规制度建设滞后问题，确保监管工作不留盲区、不留死角。
同时，保持国有企业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加强对关口岗位的监督力度，可有效规避国资流失的风险。严把“方案关”、“资产界定关”、“审计关”、“评估关”、“交易关”、“资金关”等重点关口。对于造成国资流失的违规违法行为零容忍，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惩处一起，净化国企改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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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丢权 怕丢位子 怕利益受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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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国企改革最大公约数乃当务之急 |
尽管加速推进国企改革已形成共识，但国企改革之路并非坦途。记者在多地调研了解到，目前各方对改革热情较高但信心不足，怕出乱、怕动利导致的等待观望思想和对改革焦点问题的识识不一，成为制约各方凝聚共识和信心的最大障碍。面对复杂多元的利益诉求，如何寻求改革最大公约数已经成为当前改革亟待破解的难题。更有业内人士指出，国企改革不能“因噎废食”，不改革才是最大的风险。
刚卸任国资委改革局负责人的周放生表示，这轮改革中政府、企业、职工有“三怕”心理。政府国资监管部门怕丢权，企业经营者怕丢位子，职工怕利益受损。
“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调整，对于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者来说，权力背后是利益，谁也不想失去权力动了利益。因此，这么多年来，才出现监管部门的管理越来越趋多趋细，国企宁愿低效也不想引入外界资本和监督。”周放生说，对于一些国企职工来说考虑更多的是个人的生存利益，怕失去工作怕失去生计。
记者在各地采访国资部门时，也普遍感到国资监管部门对这轮改革中涉及自身权力调整的担忧。一位西部地区的省级国资监管部门干部私下对记者坦言，听到现在不少国企提出“弱化甚至取消国资委的管理”感到“冷汗直流”，担心这轮改革“革了他们自己的命”。
而对国有企业管理者和职工而言，改革可能带来的利益调整也是他们最担心的。
一位地方国企职工告诉记者，上轮国企业改革的对象是职工，大量下岗职工艰难谋生的困境让不少国企职工心头有阴影，出现了多多少少的“恐改”心理，害怕改革可能造成自身利益受损。
此轮国资国企改革首次提出发展混合制经济，这对很多民营企业来说是重大利好，但他们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曾在两会上表示，“你抓一头鲸扔到锅里，叫我撒一把盐巴下去，我没有那么多钱买盐巴啊。我没有钱，我也不敢。”
一些中小民营企业负责人甚至表示，与强势的国企混合，如果没有控股权，恐怕最终将“带着钱进去，血淋淋地出来。”
采访中，不少企业负责人和地方干部还一致谈到了对改革可能“出乱子”的担忧，特别是一些人员包袱较重的企业和地方。
此外，记者还发现，比担忧和等待观望情绪更值得担忧的是各方对改革的认识不一，不少改革利益主体多是站在本位立场对改革进行了“盲人摸象”式的片面理解。特别是在国资监管、混合制经济、员工持股等问题上，看法多样，有的观点甚至截然相悖。
不过，尽管各方对改革认识不一，心态复杂，但采访中，各方都表达了希望参与到改革的进程中，共享改革红利的一致愿望。他们期望，国家能够用更坚定的决心，更有力的举措推进改革，在加强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政策统筹的同时，创造宽松的改革氛围，允许试错鼓励更多自下而上的改革探索。
贵州国资委主任韩先平说，国企改革应当坚持有利于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对于三中全会提出的允许“员工持股”等问题，一方面基层不等不靠，积极探索；另一方面，希望国家层面尽早出台顶层设计，及时给基层以指导。韩先平认为，对于改革中的多种探索，应建立容错机制，以鼓励改革者。
“改革离不开政府、国企、职工、民资四方积极性，利益相关各方的积极性有了，改革就会少走很多弯路。”周放生说，现在看来，各方的担心、观望、缺乏共识，以及目前改革进展总体缓慢，是影响改革推进的关键。“我们充满期待，但也担心失望！”
在上述受访人士看来，当前各方利益主体虽然诉求复杂多元，但期望搭“改革号”快车共享改革红利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以此为基点寻求改革最大公约数，方是推进改革的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