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2014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表示，城镇化需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稳妥推进。简单模仿别国经验，人为盲目推进，将会付出不可背负的代价。
而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份报告显示，根据对全国新城新区进行的最新统计，广义全国新区2957个，狭义统计有545个，规划面积高达68000平方公里。
与会多位官员、专家指出，虽然中央已给出明确的城镇化发展方向，但地方政府因债务压顶，且目前仍需进行大量投入，因此从自身利益出发仍难避免造城冲动。冲动一旦变为现实，可能将成为灾难。
地方政府“新区开发热”面临两难
“按照规划，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城镇人口将达到8亿人，现有的老城区无法容纳，于是现在就出现了一股‘新区开发热’。”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表示，在实践过程中，“新区开发热”这股潮流却出现了一些问题。
李铁表示，现阶段全国的新城规划，从很大程度来看，特别是大城市郊区的新城规划，大多是为老城人口，提供新的居住空间建设。更多的是给中高收入人群提供2、3套住房。而不是为大量进城农民解决进城所需的居住环境和就业环境。
因此，李铁认为，选择解决老城居民新居，还是解决进程人口相匹配建设问题，是地方面临的两难问题。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公共管理研究所的所长诸大建也表示，中国的城市化就两个，一个旧城更新，一个是新城建设。“新城的建设是增量扩张，但不能无限扩张下去，旧城更新是换内容。”
“但值得注意的是，新城和老城是互相渐变的。”
诸大建表示，新城经过十年二十年之后也变成旧城也需要腾笼换鸟，产业升级。因此，新区一旦变成了大面积的时候，中国这种大跃进的毛病就变成了我们主要要防治的毛病。
李铁说，现在新区的发展出现了很强烈的扩张倾向，例如广东南沙新区，提出建设面积为800多平方公里，而实际开发面积仅为300多平方公里，在提出概念的20多年时间里投入了1000多亿的资金，但过去二十年里就发展了200多平方公里，造成了严重的浪费。
李铁表示，很多新区急于打造耀眼的光环，用于和其他区域竞争，而这种竞争关系却不是互补的关系，在这种条件下，招商引资的目标很难实现，这也意味着新区规划中的规模和人口结构恐都需要重新考量。
因此，诸大建认为，需看清新区旧和新的差异，梳理出真正能够引导新型城市化的新城新区的发展模式，做做加减乘除，
用中央计划体制解决城镇化，会输得很惨
“人往哪里聚，学问非常大，由中央计划体制去解决一定会输得很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表示，城市发展，政府很重要，但是政府要尊重市场，天下没有城市按规划完成。
周其仁表示，规划农村出来的人到哪个城市去，所有城市都认为会到自己那去，有的城市非常吸引人，有的城市就算使出浑身解数人口也是空空如也。有的城市人口零增长，有的城市负增长，这个问题现在分歧非常大。
李铁表示，“城市是在自然的、特殊的环境下生长出来的，而很少是人们开发出来的；是沿着原来的城市居民区，自然向外蔓延的，很少是被人为规划出来的。只有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我们才可以动用行政资源，主观的推动新区建设。但是，在主观的意志下扩张的绝大部分新区，都变成了‘鬼城’，希望所有的新区建设者都记住这个规律。”
芭蕾雨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总裁黄玺庆认为，新城新区不能跃过市直接奔城，城不能直接奔镇。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也认为，城市本身是一个生命综合体，是一种进化，生长。“不是我们划了块地，搞了一个新区，最后就形成了新城。”他指出，建立新城新区本身并没有错，但在行政主导的体制下，就容易成为大跃进，变成运动。例如建设国际大都市，在我国有超过一百个城市表示建国际性城市，这就是一个灾难。
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份报告显示，根据对全国新城新区进行的最新统计，广义全国新区2957个，狭义统计有545个，规划面积高达68000平方公里。
对此，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公共管理研究所的所长诸大建表示，按照现在的新型城市化规定，一个人建设用地平均一百平方米，一平方公里承接一万人计算，68000平方米承接人数将超过7亿人，已经大大超过了到2030年规划进城人口数量。
中国城镇化背景正发生五大深刻变化
“建设了大量的新城、新区，房子是建起来了，但是人还没来，积累了一大堆的矛盾和问题，这是后患无穷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表示，在增长速度减缓后，如果我们不顾一切追求城镇化速度，就会使城镇化脱离经济发展，出现有房无人的“鬼城”，削弱我国经济长期发展潜力。
杨伟民表示，第一个变化是经济增速已换挡，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经从过去10%左右的台阶，降到了目前7%—8%这样一个档位上。按照中央中央的判断判断，我们现在处于三期叠加阶段，三期叠加，第一个期就是增长速度换档期，第二个期是结构调整镇痛期，第三个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第二个背景变化就是生产能力过剩，我国工业化任务还没有完成，但是产能过剩成为当前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所以在绝大多数行业已经面临产能严重过剩的形势下，如下仍然简单的通过工业化的数量扩张来带动城镇化，大搞工业园区、搞产城融合，会导致给大家一个错误的信号，只能是加剧产能过剩的矛盾，并不可持续。
第三个背景变化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过去我国城镇化的速度较快，主要是靠农民工进城就业。但是近两年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开始出现减少的趋势。2012年净减少345万，2013年，去年又减少了244万。两年减少了500多万，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净减少。所以在这种形式下如果不改变原来的城镇化模式，只是靠新成长的劳动力进城就业，我们城镇化的速度比率会降下来。
第四，农民工的诉求增多。过去老一代农民工进城增加收入是唯一的要求，并不把工业岗位当做一种职业，也并不把打工地当做生活的最终归宿。但是现在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了农民工的主体。对于他们来讲养家糊口、赚钱并不是唯一的追求，他们的想法和期待并不同于以往的老一代农民工。
第五，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减弱。城镇化同时也是一个资源消耗增多和排放污染集中的一个过程。总体上我们国家的资源和承载能力已经极限，无论是土地、水、环境容量。而且很多区域已经超出了自身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