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于3月22日-24日在钓鱼台举行。上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以下为演讲实录：

　　蔡昉：非常感谢能够给我这样的机会跟大家谈相关的问题。

　　因为前面讲了教育，教育影响就业。那么就业影响人们的收入，那么收入的增长是一回事，收入的分配又是一个事，所以虽然这个地方坐着两个最好的收入分配专家，但是我想讲一点收入分配的问题。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自2004年以来，劳动力市场逐渐走向非常的强劲，我们发现民工荒转变成了全国性的劳动力短缺，那么至今为止我们的劳动力还是短缺的。与此同时，从2004年到目前，普通劳动者的工资迅速的上涨，我们知道农民工的工资剔除物价因素以后，他们的工资上涨，每年达到12%。那么有些年份，就是越往后这些年，它涨的速度也就越快。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不仅农民工的工资，其他普通劳动者的工资，甚至农业中雇佣劳动者的工资，都以非常快的速度上涨。那么很自然的我们知道农民，工资性收入构成了农民收入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特别是农民收入增长的增量，绝大部分来自于他们外出就业得到的工资性收入。因此很自然，普通劳动者，农民工的工资上涨也就意味着农民收入的普遍提高。过去4年、5年的时间里头，基本上农民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都快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因此城乡收入的差距也因此缩小了，应该是缩小了，但是还有争议。

　　我们过去很多研究发现，大概在全国的收入不平等中，经济系数中，大概有50%是来自于城乡收入差距，那么很自然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了，基尼系数也应该下降，那么因为它所占的比重如此之大，因此我们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我们至少看到基尼系数涨到2007年在高点，后来增长就慢一点，那么2009年以后就出现下降的趋势，因此很自然说就是说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劳动力市场帮助我们缩小了收入差距。这是一个结论，当然很多人不这么乐观，那么我也提出有两个失灵。

　　第一个是劳动力市场有失灵的时候，市场是可以失灵的，而且我们实实在在看到了劳动力市场失灵的现象。当普通劳动者，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上涨过块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是趋同的，就是说你受的教育年限多，你不见得比我挣的多了，至少是说我没有怎么受教育，但是我的收入增长比你还快，两者之间的差距在缩小，尽管缩小了收入差距，但是这个缩小是代表着说对教育的回报率是有所下降。那么大学生就业比农民工就业难，农民工中，受教育程度高一些的和初中就辍学的人没有差距，因此这种错误的信号，鼓励，第一现在农民的孩子绝大多数不想上大学了，第二他们不上大学也就意味着不上高中了，当然鲁部长刚才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以后有第三种选择，就是上一个和劳动力市场结合更紧密的职业教育。但是美国教授又告诉我们说，说你今天觉得你接受的职业教育是一种技能，那你怎么知道五年以后、十年以后它还是不是技能呢，所以在相当程度上我们发现很多人辍学，不愿意再读书了，不愿意读书呢，我们未来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就不能满足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

　　在过去的2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根据人口普查的数据发现，20年里面，中国成人的受教育年限只增长了2.7年，20年里头才增长了2.7年，而且在20年里面我们经历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且经历了高等教育的扩招，那么今后还有这样的速度吗，但是我们产业结构升级所产生的教育缺口至少是3年、4年，就在近期看也是这么大。因此，这是一个潜在的危险。今天我们有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几年以后还是不是这样，会不会产生一批新的脆弱群体，那么这是一个市场失灵。

　　还有一个就是政策失灵。

　　比如王晓鲁教授不赞成说你说收入差距在缩小了，很多隐性收入没有被统计所容纳，而隐性收入的规模，比你统计局统计上来的规模收入还要高，我们假设这个数据规模多大不重要，我们承认还有一部分没有统计的，比如说财产性收入、资产性收入，不公正的占有资源的收入，我们按照你这个收入的绝大部分是被收入最高的群体所占有，我们按照这样的结构把它分下去，把它加进去，但是你如果计算无论是帕尔指数，还是最高最低的10%相比，还是最高10%和最低40%，其实你发现它的收入差距确实大幅度提高了，但是也有所下降。从2009年之后，其实也是下降的。一方面说我们收入差距也是有这个趋势在缩小，另外一方面由于资源占有的不公正，由于我们政策上的原因，我们再分配还不是一个累进式的方式，没有解决我们收入差距的问题，因此市场的失灵应该政府来做，那就是鲁部长他们应该做的事了。那么政策的失灵，应该政府也要去管理，更好的规范资源公平制度，反腐败，提高公平制度，市场也有它的份额，市场应该在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应该起到决定性的配置资源的作用，我们可以显著地解决好资源分配的不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