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面上的税收好减，藏在暗处的各种收费难降。”许多中小企业反映，目前小微企业负担依然“居高不下”，主要原因是各种名目的行政性、垄断性收费很多。
一位中小微企业负责人称，如果把各种隐性、显性的行政性收费加在一起，加上20多种税收，企业的平均税费负担高达实际收益的40%，利润空间大大萎缩。
当前，实体经济转型发展正遭遇法制环境、信用体系、隐性负担等方面的“绊脚石”。实体企业希望，政府职能转变的节奏和力度加快跟上经济转型的步伐，基层政府拿出抓经济建设的力度，切实改善经济发展的“软环境”。
居高难下的企业税负
高税收是许多企业面临的“重负担”。福建一家体育用品公司是一家在香港上市的福建企业，企业一名高管给《经济参考报》记者算了一笔账：公司年销售额70多亿元，要缴10多亿元的税，他自己拿150万元的年薪，扣除个人所得税拿到手的只有90多万元，综合税率30%多。
这位高管说，与大陆相比，香港的个人所得税最高就15%，还可以抵扣。以一名设计师拿到手85万元薪资比较，香港的公司只要支付100万元，该公司则要支付近150万元。这家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从境外聘请设计师，由于个人所得税高，为了确保他们的收入水平，只能增加工资，负担最终转嫁给企业。
福建晋江一家从事贴牌泳装生产的公司表示，很多时候产品有没有卖出去，税都得收，企业缴税额常常超过净利润，有一年净利润100多万元，而税缴了260万元。
专家认为，为促进实体经济良性发展，应按照减税的总体方向，完善税收制度和政策体系，统筹考虑深化税制改革和实施结构性的减税政策。将一些有利于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的政策上升为税收制度的安排。
名目繁多的“隐性负担”
尽管政府已经采取积极财政措施降低企业税负，但是，中小企业仍然面临较重的行政性收费压力。
工信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企业负担形式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问题大幅减少，但与行政职能挂钩的各种服务收费却层出不穷。
据全国工商联粗略统计，目前向中小企业征收行政性收费的部门有18个，收费项目达69个大类，负担较重。
从2009年1月1日、2013年1月1日、到2013年8月1日，我国三次取消和免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共163项。尽管如此，许多企业仍反映，真正降低企业收费负担仍面临难题。
首先，国家和地方在税费减免上出台了不少优惠政策，减免的行政性收费名目繁多，但减免额度有限。其次，在部分税费减少的同时，新的收费又增加了，如环境评价、产品质量评价等都要收费。另外，企业负担中占比较大的教育附加、城建附加、水利基金等费用都没有明显减免。
不少中小微企业负责人建议，国家在优化税收环境过程中，宜加大力度降低中小微企业的“隐性负担”，清理现有行政性收费项目，规范政府费用征收行为，推进“费改税”改革，增强企业负担的透明度，以更大力度减轻中小微企业税费负担，确保中小微企业在生存与发展中轻装前行。
难解难绕的“三角债”
在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实体经济运行面临困难的情况下，“三角债”问题也进一步凸显，使部分企业经营雪上加霜。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研了解到，“三角债”问题在不同行业不同程度存在。不少企业都在为“三角债”的加剧而“头疼”。由于经济形势复杂，不少企业资金链紧张，下游客户拖欠货款或要求少付货款的现象正在增加，应收账款不断上升，资金回笼难度越来越大。
山东通裕重工公司负责人表示，企业一年10多亿元的营业收入，应收账款高达4亿元，下游客户收了货不给钱，催款催急了，对方就要求在已签订合同基础上扣掉3%至8%不等的货款，假如有2亿元的货款，就会损失1000万元。
一些企业还表示，面对这样的情况还不能轻易起诉拖欠方，因为欠款的企业几乎都是下游大客户，一旦对簿公堂，以后就做不成生意了。
陕西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成荣认为，上世纪90年代那次“三角债”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巨大伤痛，让人记忆犹新。从成因上看，那次“三角债”主要是由于央行紧缩银根导致市场上出现流动性不足，企业资金短缺，而2012年以来逐步凸显的新“三角债”的深层次原因，是经济形势复杂造成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以及产能过剩的经济结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发布的《要高度警惕当前新的企业“三角债”问题》的报告认为，与20世纪90年代的“三角债”危机不同，此次各种类型企业均有涉及，且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更为严重；地方投融资平台和大型基建项目成为“三角债”的源头之一。
赛迪智库中小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牟淑慧认为，“三角债”大量出现只是表面现象，反映出来的本质问题是社会信用的缺失。为此，加快信用体系建设是降低“三角债”风险的治本之策，当前宜加快打破目前我国各部门、各地的“信用信息孤岛”，形成互联互通、整合共享的信用体系。
一言难尽的融资难题
近两年来，为了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我国金融改革政策密集出台。不过，一些地方由于重银行数量轻服务结构、重考核要求轻环境培育、重信贷“输血”轻财政“增效”，导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实际效果有限，未能充分满足当地实体经济的发展需求。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多个二三线城市调研发现，地方政府对于引进银行分支机构、地方分支机构升级，以及加大银行开展跨业跨区合作的愿望较为强烈。但是，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果看，银行并非越多越好，目前金融体系建设中存在重视银行数量增加，忽视银行地域结构、客户结构和股东结构的做法，导致虽有更多的银行，却不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在地域结构上，不少股份制商业银行开设异地分行，表面上增加了开设地的信贷投放，但却因地域性错配增加了风险；在客户结构上，一批中小银行对优质客户的集中贷款，不利于企业资金使用和信贷效率；在股东结构上，银行缺少民营资本等多元化股东结构，难以促进银行支持本地涉农和中小微企业融资。
当前，管理部门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引导政策中，偏重对银行的考核要求，缺少对银行发展环境的培育。从近两年的情况看，“两个不低于”(对小企业贷款的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增速，增量不低于上年)等强制性政策暂时改善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增加了信贷投放，但小微企业是风险高发区，加大了银行的压力，其主要表现就是不良贷款率有所上升。
对此，银行方面建议，在政策引导信贷投向实体经济薄弱环节的同时，宜兼顾信贷风险的防控，应重视政府主导修复信用环境，同时监管政策应允许针对中小微企业贷款进行风险超额拨备。
2013年以来，中小微企业信贷可获得性增加，但是单纯依靠信贷“输血”的融资渠道持续性让企业担忧。一些金融机构负责人认为，企业不能单纯依靠银行“输血”，应更好发挥财政效能。尽管地方政府拥有加强财政资金“撬动作用”的愿望，但往往难以事半功倍。在一些省市，政府部门每年拿出不少资金直接补贴企业，但效果却不明显，同时公平性与普惠性也有待提高。
一些地方银监局负责人建议，未来可考虑将财政资金集中起来做担保基金，帮助中小微企业建立起稳定的融资担保渠道。比如1亿元的担保基金，可以对企业进行10亿元的担保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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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体企业松绑开路要进行到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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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企业家心态录 |
面对实体企业转型升级的压力，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减轻负担、改善融资、减少审批的政策，为企业发展“松绑开路”。
部分实体企业负责人反映，税收负担过高、融资环境较差、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产业政策多变、人才培育脱节等难题，仍是当前企业面临的主要困扰，希望国家继续加大力度为企业发展改善环境。
2012年，广州市开始拿出财政资金对中小企业进行“首贷贴息”扶持，2012年只有17家企业享受政策，2013年1月至8月也仅有30多家企业申请。一家企业负责人说，全市有中小企业24万家，能贷到款的不到2万家。
一方面小微企业贷款难，另一方面大企业授信根本用不完。福建一家企业负责人说：“公司目前有20亿-30亿元的银行授信未使用，银行愿意贷，企业没这个需求，没有贷一分钱。”
国内资本市场也让企业“很伤心”。福建一位知名企业家介绍，泉州一家鞋企想在A股上市，花了很多钱，结果争取了5年都没上成，反而把资本金花掉一半，50多个股东产生矛盾，公司差点破产。我们的股市“严审批、轻监管”的方式跟境外形成很大的反差，不利于企业健康发展。
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升水平的渴望，让许多创新型企业、品牌企业“望眼欲穿”。在恒安国际集团，工作人员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集团准备到中部一个省投资设立纸巾厂，4条生产线还没投产，当地已经出现7条假冒恒安品牌的生产线。当企业要求当地打击假冒恒安品牌的生产作坊和企业时，县领导无奈地说：“企业都是政府的财源，给我一些时间，我不能一下子全部打掉，要一步一步来。”
因为冒牌产品“防不胜防”，一些科技型企业对新产品的公开“慎之又慎”。陕西众森公司是一家生产光伏检测设备的企业，公司副总经理冉旭说，公司投入430万元研发了一种光伏电池片生产环节的新设备，将使电池生产减少银浆使用量1/3，成本降低30%左右，新产品将于明年初投产。当记者询问新设备的名称时，冉旭变得异常谨慎，他说：“这个不能透露。我们把新设备卖给客户都会签保密协议，防止被假冒。”
近年来，我国一些产业政策在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出现部分政策缺少延续性、个别政策“短命”的问题，部分项目“上得早死得快”，让一些企业吃尽了苦头。
多年前，紧跟当地产业振兴政策导向，广东佛山一家装备制造企业做了6个项目。结果不到一年时间，政策发生“180度变化”，4个项目被叫停。一家国有企业定了10多台设备，还给了一些订金，最后这家国有企业设备和订金都不要了，直接毁约，导致佛山的这家企业差点破产。
西安蓝晓科技公司董事长高月静也有这样的遭遇。“公司投资300多万元新建了一台10吨的燃煤锅炉，正等待环保部门验收的时候，西安市出台治理空气的新政策，要求开始锅炉煤改气，300万元白投了，这让我们措手不及。新增锅炉原来也是经过环保部门审批的，现在一个政策说改就改，还没用就报废了。”高月静说。
广东佛山市机械装备行业协会秘书长吴志平说：“长期以来，我们的产业政策出台多，变化又快，容易导致企业无所适从，甚至投资浪费。”
亮硕光电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李华说，LED照明是政府重点扶持的行业，但这种产业扶持政策也带来了负面效果：仅广东一地，就有上万家LED企业相互竞争，不少企业处在倒闭边缘。很多人只为拿补贴或者土地资源，而并不擅长做LED。
企业用工成本年年递增，不少企业家都认为可以理解，但不断出现的用工荒却让他们感到担忧。福建晋江奥金针织服装公司董事长丁明权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以前工人工资是每月2000元左右，现在涨到4000多元，公司每年基本上都按15%在涨。我们每年都要在年底前就跟工人说，明年工资要增加多少，这样他们才会回来。”
“我国工人人均产出效率不高，虽然与欧美、日本人均收入差10倍，但是产出可能差不止10倍，这导致企业用工成本高。”恒安国际集团首席执行官许连捷认为，我国长期轻视实践积累的高等教育体制，导致不少大学生毕业后进入工厂什么都不懂，需要企业再投入很多时间与精力来“二次培养”，无形中增加了成本。
近年来，愿意投身到一线做工人的毕业生数量逐年减少，大中专毕业生多愿意去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一方面毕业就失业，另一方面企业却招不到人。(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由记者陈钢、丁文杰、康淼、杨毅沉、浦超、何欣荣、王存福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