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证监会通过新闻发布会宣布了重启新股发行并向注册制过渡、启动优先股试点、借壳上市执行IPO标准、设定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下限等四项新政，此后第一个交易日股票市场曾一度波动，但波动幅度并未超过预期。为避免政策出台后市场可能存在过度反应，金融管理当局应注重有效引导社会预期，促使市场行为与政策导向同向运动并产生共振效应，这将会明显降低政策执行成本，提高政策传导效率。
　　预期在引导市场经济主体行为上存在重要的指向作用。当市场预期与政策意图存在不一致时，往往会引发市场的“超调”反应，增加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成本，并可能会降低政策成效。货币金融理论中经典的多恩布什超调模型，着重分析了一国国内利率突然下降可能会引发本币实际汇率贬值幅度超过了长期均衡下应该有的水平。
　　在现实生活中，不难发现类似例子，即当市场预期与政策意图反向运动时，政策不仅难以实现预期目的，反而导致市场行为与政策出台初衷背道而驰。比如原本通过抬高交易成本来抑制需求进而缓释价格上涨压力的政策，可能会因为供求失衡引发市场恐慌心理，并进一步增加价格上涨压力。与商品市场相比，金融市场对政策信息更加敏感，发生过度反应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各国金融管理当局更加注重有效引导社会预期，促使市场预期与政策导向发生共振效应。
　　证监会四项新政的发布，虽然引发了两市部分股票价格的大幅波动，特别是创业板下跌幅度较大，但上证股指下跌幅度在1%左右，并未出现预期之外的波动风险，部分股票价格还大幅上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要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客观分析，提高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加强监管，增加现金分红，启动优先股试点等，已经作为近年来的证券市场热点议题受到市场广泛讨论。应该说，金融市场对证监会新政已经存在广泛的预期，可能有些意外的是新政来得“太快”，改革力度之大，不太符合以往市场的惯性预期。证券市场以往的投资与交易习惯还不适应新政要求，需要进行校正，这难免会引发市场小幅波动，但也在合理范围之内。
　　事实上，不仅在证券市场如此，在其他金融领域也需要有效引导社会预期，使得市场主体行为与政策意图产生共振效应。目前看，各国中央银行比以往更加重视引导货币政策预期，如一些国家设定通货膨胀目标制，当物价上涨幅度超过一定水平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将会及时介入。近年来，我国金融管理当局也高度重视对社会预期的引导。央行通过定期发布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新闻稿等方式，及时向社会传递政策信息。其他金融监管当局也增加了与社会公众的沟通。在证监会官方微博开通后，近日央行微博也正式上线，这表明金融管理当局与市场之间的互动将更加频繁，更有利于将金融管理政策及时、有效地传递给社会公众，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政策传导效率，降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成本。
　　面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金融改革，需要进一步增加金融政策措施出台前的市场讨论，有效引导社会公众舆论，努力促使市场形成与金融改革一致性预期，减少金融改革成本，增强金融改革对全社会福利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