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安徽、陕西、重庆四省市传统农区，《经济参考报》记者最近走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先后采访多位种粮大户，倾听他们种粮的酸甜苦辣。种粮大户们反映，由于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滞后，种粮大户农技、农机、植保、市场信息服务等都需“自操自办”，甚至“大包大揽”；同时“非粮”流转成为带动地租上涨的新因素，挤压了种粮利润；此外农民种粮资金紧缺，有人甚至靠高利贷租地，增加了种粮风险。
“如果有专业服务，何必下血本买这么多农机”
《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发现，随着农村土地流转的加速，各地种粮大户不断涌现，但与之相配套的农技推广、农机服务、病虫害防治、市场信息、产品营销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相对滞后。社会化服务供给不足，使不少种粮大户不得不“自操自办”，甚至患上“大包大揽症”。
“种地一年利润也就五六十万元，如果专业组织能提供低成本服务，我何必下血本买这么多农机设备？”谈到自己花70多万元买30多台农机种地的事，重庆彭水县联合乡种粮大户何世素话语中透着无奈，“要提高种粮效率，关键靠机械化，但县里农机合作社规模太小，花钱也买不来服务。”
彭水县农委主任罗远江介绍，彭水县耕地面积超过70万亩，2012年种粮大户增长到118户，而目前县里只有1家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具只有15台。“10家大户才能平分一台农机，能搞出啥服务？”
在河南农区，种粮大户也面临类似难题。河南省信阳市息县彭店乡农民柳学友流转了3000多亩地种高粱。他说：“高粱种植对播种技术、农药施用有很高要求，但县里植保合作社人才短缺，雇工大多是55岁以上的闲散劳力，很多人不会使用农机具，药物配比、机械喷洒掌握得也不精准，农药残留经常超标。”为解决高粱植保难题，柳学友不得不自己组织20多人的植保劳务队，育苗、播种、田间管理、收割、归仓，“环环不落”。
同时，随着农业市场化不断发展，种粮大户对专业服务需求正从单纯的生产环节服务向资金、信息、加工、运输等综合性服务扩展。相比于农机、植保等产中社会化服务，产前、产后服务体系建设更显薄弱。
河南省武陟县乔庙乡马宣寨村农民王福军流转了1700亩地，年产粮超过300万斤。王福军说：“大户种粮最关心的是粮食收储、供求、粮价走势预测等专业市场信息。但现在这块服务基本还是空白。”
除了农机服务、统防统治外，部分种粮大户还渴望得到承包经营前期的综合指导服务，如土壤改造、地块整治、经营前景评估等，目前许多传统农区没有社会化服务组织能满足这些需求。
“土地租金被‘非粮’农地抬高，种粮更没赚头”
采访中不少种粮大户反映，近年来，劳动力、物价成本推涨地租的同时，蔬菜、瓜果、花卉等“非粮”土地流转规模不断扩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地租价格抬升，“价格辐射”效应显现，挤压了种粮农民利润。
河南省滑县留固镇留固村农民耿爱丽从2006年起就包地种粮。“前几年镇里‘非粮’流转土地比较少，种粮大户租地容易，地租也较低。”耿爱丽说，2010年以来，留固镇平均每年增加10多家种菜、种瓜大户，每家面积都在300亩以上，地租可以出到1100至1200元/亩。种粮利润薄，地租出到1000元，就基本没钱赚啦，咋跟种菜的比？
在离耿爱丽流转地不到2公里的大辛庄村华丰果蔬专业合作社，去年承接了1200多亩流转土地种甜瓜、蔬菜，地租价格为1200元/亩。由于价格高，周边不少农民都愿把土地流转出来，合作社今年准备把面积再扩大3000亩。耿爱丽说：“最近不少农民都来找我，说要么终止流转合同，把地转给华丰合作社，要么你就自己抬价！”
在河南滑县、武陟县、安徽界首市等地农区，地租成本一般占到大户种地投入的一半左右，地租价格提高，明显挤压了农民种粮利润。安徽省界首市光武镇种粮大户齐岗说：“种粮一年赶不上种菜一月，粮食一亩地年均纯收也就1000元不到。如果土地租金被‘非粮’农地抬高两三百元，种粮就更没赚头啦。”
与此同时，在一些“非粮”流转较多、土地资源相对紧张的地区，还出现种粮大户和“非粮”大户“争地”的苗头。例如，在安徽阜南县柳沟镇大徐村小麦专业合作社流转了近5000亩地，近几年粮食收购价上涨较快，合作社效益比较好，今年曾准备再扩大800亩土地。但合作社社长徐猛说，现在不少“非粮”流转农户也想扩大规模，我们往往争不过。“捡”些零散土地种粮，还要靠村干部一家一户“撮合”。
不少种粮大户担心，由于种粮收入与“非粮”流转收益差距较大，随着农村土地流转速度不断加快，“非粮”流转规模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将会对农民种粮收益和生产积极性构成很大压力。
据重庆市农委统计，目前重庆大户种粮土地85%以上依靠流转，年均地租成本已有400多元，而种粮大户每年亩均纯收益只有200元左右，远低于“非粮”流转收益。
“为鼓励农民种粮，虽然国家也有种粮直补、良种补贴等扶持政策，但资金主要补到了承包户农户头上，流转土地规模种粮的大户难以享受国家补贴。”安徽省界首市农委主任吕森认为，近年来不少地方提出发展现代特色效益农业，对蔬菜、水果、花卉等扶持力度很大，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民种粮比较效益进一步下降。
而在一些地方，政府对土地流转支持政策趋于“一样化”，甚至部分经济作物补贴还要高于粮食，更不利于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例如，在重庆一些区县，柑橘规模种植的优惠政策比种粮还多：柑橘每亩不仅可以获得500元财政补贴，还能获得每亩250元的种苗补助，远高于种粮补贴标准。
“种粮患上‘缺血症’，不靠高利贷不行”
在土地流转加快、农资价格节节攀升、种粮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种粮大户资金需求量增加，普遍感到资金吃紧。为了种粮，不少大户不得不四处借债，甚至靠借高利贷种地。
从2009年起，重庆永川朱沱镇农民梁自然转包了1万多亩土地种粮，每年投入都在1000万元以上。种粮3年多，梁自然天天为钱发愁，一半以上的精力都是在跑银行申请贷款，却一无所获。2012年，由于种粮资金链断裂，梁自然最终破产，流转的土地不少已经荒芜。
“以前包三四十亩地，资金投入不多，还可以自己解决。但现在我的土地转包面积已超过1200亩，每年投入接近150万元，种粮已经患上了‘缺血症’，不靠高利贷不行！”安徽省界首市芦村镇芦村村农民王明杰说：“到信用社贷款很难，农民没有抵押物，没人给你贷款。”去年王明杰为了种粮，找遍10多家亲戚，东拼西凑才凑齐40多万元，最大的一户借了10万元，其余两三万元不等，每家每户都要挨个打欠条、签字盖章。
重庆江津区石蟆镇种粮大户陈立群去年种地赚了10万元，高利贷利息就还了3万多元。即便高利贷“吞噬”了大量利润，他还是说，跑农村商业银行贷款，只能贷到两三万元，“程序还很繁琐”，完全是“杯水车薪”。要解决资金困难，找民间高利贷是唯一办法。
不少种粮大户担忧，高利贷种地蕴含很大风险：资金投入过大，一旦遭遇天灾人祸，种粮大户多年积累可能一夜之间“血本无归”。还不上高利贷，则很有可能成为“压倒农民的最后一根稻草”。
由于农业生产自身的高风险性，决定了农业信贷项目风险高，不可预见性大，这与商业银行资产运行的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需求产生矛盾。陕西省泾阳县中张镇西王村种粮大户张高民苦笑着说：“我去银行贷款，银行的人说，种个地贷什么款！”
针对高利贷种地的难题，不少种粮大户建议，应对农民生产贷款实施基准利率，差额部分由财政贴息，从而刺激农民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同时，从惠农、保障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农民种粮应当享受基准利率甚至更低利率，国家可给予银行贴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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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高质低 发育乏力 管理失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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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大跃进”藏隐忧 |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在沪鲁豫陕赣渝等地采访了解到，当前各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进入高速发展期，对推动农业组织化社会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爆发式增长背后所隐含的小、弱、假、散情况仍未改观，合作社发展面临先天不足、发育乏力等问题。专家和基层干部建议，合作社发展亟需量质并举、固本强基。
合作社成了空架子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各地合作社发展普遍进入高速增长期。数据显示，2008年以来，上海市合作社以每年近千家的速度突飞猛进，到2012年底，在工商登记的合作社超过6000家。同期陕西合作社登记数量达1.89万家，覆盖到60%以上的行政村和15.8%的农户。
但与此同时，合作社所面临的“量高质低、实力偏弱、组织松散”困境也日益显现，甚至一些合作社成为徒有虚名的“空壳合作社”。上海市农业产业化办公室副主任金尧说，全市6000家合作社中，在农业部、上海市农委能够查得到，可以提供各方面信息的只有3200家，而且二者之间的数字鸿沟越拉越大。很多合作社规模过小，“由10个成员组成的小合作社占了大多数，在市场竞争中基本没什么优势。”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杨陵区大寨镇西小寨村村民李振华拥有2个标准化温室大棚，谈及自己所在的合作社，李振华颇有些无奈，“日常生产靠自己，销售也得自己跑，合作社基本就是个空架子，理事长连自家大棚都顾不过来，哪里还顾得上我们。”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港沟街道办党工委副书记曾现权说，合作社门槛很低，5个人拿身份证复印件就可以办理，不需要验资，没人去查经营管理情况，也不需要年检，很多地方合作社都是“一哄而上，上而不动”。
记者在赣陕渝等地了解到，“合作不全面、运作不规范、市场竞争力弱、带动作用不明显”，成为各地合作社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幼稚病”。陕西省渭南市农经局局长刘红武说，渭南多数合作社仍以信息技术服务和卖农产品为主，只是对产品简单包装或向市场提供初级原材料，达到产供加销全方位合作的只能占到10%左右。
“注册标准、资金门槛都没有明确界定，出资额度的‘水分’很大，理事长报多少就是多少，许多徒有其表的合作社完全没有实际作用！”山东省一家合作社理事长感慨地说。
先天不足 发育乏力
陈光晃是江西省万载县红光中央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合作社拥有1600亩土地，今年准备扩大规模，但却被土地“卡住了脖子”。“当地农民对土地很依赖，挨家挨户做工作很难，土地成了‘插花田’，大型机械无法应用。流转期限大多只有三五年，想搞点设施建设也不敢。”
在土地流转困难的同时，基础设施滞后、人才匮乏使许多合作社在成立时就面临“先天不足”的尴尬。存储、晾晒、冷藏等加、销环节配套设施不完善，让合作社经济效益大打折扣。
陕西省泾阳县海普粮食合作社理事长张高民算了一笔账：“合作社没有固定仓储、晾晒场地，每年因晾晒问题玉米坏粮率达到20%到30%。去年我种了800亩玉米，只收了100亩，其余都让周边养殖户低价从地里掰走了，光这一项就少收入21万元。”
同时，由于人才匮乏，合作社发展面临的技术、管理、营销难题日益显现。近年来，尽管各地通过“阳光工程”等加强了对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训，但由于培训内容与实际需要脱节，农民参加的积极性普遍不高。重庆涪陵区石沱镇光明村大户刘忠志说，如何降低成本、如何提高合作社管理规范性、如何有效与市场对接，这些最迫切解决的难题却是培训的“空白”。
《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当前合作社运营中普遍存在四大问题，一是多数合作社仍不能与成员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缺乏完善的二次分配机制，违背了合作社“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设计初衷；二是企业办合作社现象普遍存在，涉农公司经理兼任合作社理事长，名为合作社实为股份制或个人企业，社员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三是产权不明，管理失范。多数合作社没有建立账目、没有财务决算，成员的注资额、交易量、公基金份额都无法核算，社长“一言堂”情况突出；四是融资不畅。记者调研途中几乎每到一地都会听到合作社“融资难”的抱怨，尽管近年来国家不断出台金融支农政策，但由于缺乏有效抵押物，金融机构出于风险控制考虑，并不愿将资金贷给合作社。
金尧介绍说，上海市进行审计时发现，有的合作社无抵押贷款被挪用到合作社背后的公司使用；给一些项目提供的运输工具、冷库改造等优惠政策，被少数人控制获益。“上海出台扶持政策时，没有强调财务健全、成员账户健全、收益分配制度健全等，政府的钱没有发挥作用。”
亟须量质并举固本强基
部分专家学者、基层干部、合作社社员表示，合作社是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组织化社会化的有效途径，但当前不宜片面追求合作社数量增长，应进入“量质并举”阶段，建立淘汰机制固本强基，并避免国家相关扶持措施被地方“软落实”。
刘红武表示，合作社扶持思路应从“扶大”向“扶强”转变，建立含有业务辅导员、技术指导员和扶持项目的省市县三级责任制，培育一批合作全面、联结紧密、运作规范、带动作用强的示范合作社，财政安排资金用于合作社建设和培训指导等专项内容。
“作为新的经济合作组织，在政策层面，合作社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发改委、财政部、商贸流通领域的项目，都与合作社无关。”陕西省华县农业局局长程西鹏认为，应建立补贴制度与合作社带动作用之间的联动机制。
“应当实施项目支持，落实项目主管部门的责任，对大户、合作社以项目申报制的方式予以补贴，并引入事中评估机制，例如合作社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进行事中评价，防止骗取资金的情况。同时，建立合作社的退出机制，淘汰一批‘假合作社’、‘空壳合作社’。”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教授贺东航建议。
杨凌示范区农林局副局长李冠明表示，应加强对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农村经纪人的规范化培训指导工作，并强化营销、管理方面的培训。借鉴“大学生村官”模式，鼓励大学生到合作社任职；鼓励农民通过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专业合作社；或鼓励专业合作社通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实现增资扩股，以壮大发展规模。
针对各地普遍存在的合作社“融资难”问题，专家建议，应明确合作社作为新型主体的地位，对其生产型贷款实施基准利率，差额部分由地方财政进行贴息，并运用税收政策杠杆，减轻专门从事农村金融服务的农村信用社涉农贷款的税负。同时，鼓励和支持建立民间农贷担保公司，解决农民贷款担保难的问题。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和信用档案建设步伐。
陕西省农业厅农经处处长陈文说，目前围绕合作社的法律法规已相对完善，重点在于出台促进其发展的政策措施，鼓励合作社拓展合作领域，如通过开展内部信用合作解决成员短期生产性资金缺乏的问题，通过进入农产品加工领域带动农民更多分享农产品增值收益，通过合作社之间的再联合增强其自身实力。（本版稿件均由李松、张兴军、陈晨、郭远明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