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升级版倒逼政府职能转变
——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
2013-10-28   作者:记者 田如柱 金辉/北京报道  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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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改革转型发展专家谈

  编者按  值此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的关键时刻,举世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于11月在北京召开。社会各界都对这次为新时期改革定调的全会报以殷切期望,希冀全会为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指明方向和路线。
  《经济参考报》从今天起推出一组特别报道——“深化改革转型发展专家谈”,专访十多位国内不同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以当前社会普遍关切的问题为切入点,请他们就未来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与突破口阐述观点、发表见解。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对未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新的战略性选择。在新的改革逻辑中,转变政府职能无疑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改革从哪里着手?改革的难点重点何在?对改革的前景预期如何?带着这些问题,《经济参考报》记者日前求采访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
  《经济参考报》:如何通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步伐,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作为我国行政改革领域的权威专家,您如何评价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为实现职能转变所采取的改革措施? 
  汪玉凯:新一届政府抱着“壮士断腕”的决心采取了多项措施:一是快速部署了改革方案的实施。在新一届政府召开的第一次国务院全会上,就对已经确立的各种改革选项,包括转变政府职能的六大举措中所涉及的具体内容,逐一落实,明确参与单位和责任单位,并列出了改革完成的时间表。二是取消和下放了221项行政审批事项。简政放权、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是这次行政体制改革与转变政府职能中的关键。为了尽快落实改革方案,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已经分四次取消和下放了221项行政审批事项。三是及时修订相关法律和法规,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法制保障。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对煤炭法等12部法律进行修改。此次修改,正是以立法手段推进行政审批改革,也是对以往改革成果的固化。其核心就是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四是在上海设立了首个自由贸易区,在行政、法律、经济等不同层面取得了重要突破,成为打造经济升级版、深化改革的重要风向标。
  《经济参考报》:新一届政府为什么如此重视行政体制改革,积极要求转变政府职能?
  汪玉凯: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李克强总理多次提出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并将之作为国务院工作的重大战略和目标。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说,是与整个“十二五”期间我们必须坚持转变发展方式这条主线息息相关的,经济升级也倒逼着政府职能转变。
  一方面,传统的发展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说很难再维持下去了,可将之概括为四个难以为继:低成本出口战略以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难以为继,低端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难以为继,资源和环境的传统使用方式难以为继,收入分配不公等引发的社会问题使社会稳定的大局难以为继。上述现象说明,转变发展方式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不能后退。
  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也在加大,如果继续过度依赖投资等经济刺激手段,可能会带来产能过剩等更大的问题。因此,确立新的思维,比如避免流动性泛滥,大幅放活市场,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向市场和社会放权,激发市场和社会的活力,无疑是一条有持久效力的发展之路。这样,不仅能把“十二五”提出的转变发展方式这条主线贯穿始终,而且还有可能走出一条在痛苦中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新路径。
  正是从上述意义上,转变政府职能成为实现经济升级的重要前提,显得尤为重要,也十分紧迫。因为不管是发挥市场的作用,还是向社会注入活力,关键的障碍还在政府管理本身,只有大刀阔斧地改革政府,简政放权,减少政府对市场、社会不需要的干预,更好地释放市场、社会的能量,中国经济的升级才有希望。这是一条也许痛苦、艰难的道理,但我们必须有这样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
  《经济参考报》:转变政府职能的目标早在1988年第二次机构改革中就提出,后来历次行政体制改革都把转变政府职能放在重要位置,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当前,政府在公共治理中管的过多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越位、错位的问题也比较严重,直接影响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也影响了社会作用的发挥。您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汪玉凯:这些问题大都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有直接关系。
  具体来说,目前制约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因素主要有三:一是行政审批事项依然过多,少数地方、部门设置审批、许可的随意性大,程序不规范,暗箱操作以及公务员的审批自由裁量权过大。在一定意义上说,目前我国这个行政审批结构,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怪胎”。这个“怪胎”束缚了企业、公民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也极容易滋生腐败。许多曝光的腐败官员,其腐败行为、权钱交易等,多数与此有关。二是部门利益成为影响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因素。有人把部门利益形象地概括为“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被法定化”。而少数政府的部门利益倾向,也成为政府与民争利、甚至出现公权力侵害公众利益的主要罪魁。因此,如果部门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包括简政放权在内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都很难有实质性进展。三是政府官员的管理理念,也是影响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因素。由于我国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个地方GDP增长对官员的升迁往往影响很大,一些党政领导的意识中产生了对GDP的过度依赖,自觉不自觉地形成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的思维,片面理解政府的基本角色和功能定位,这对转变政府职能无疑形成了潜在的阻力。因此,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如果不能从价值层面和观念层面有所突破,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经济参考报》: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与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方案中,把转变政府职能放在了突出的位置,是否就是要解决上述问题?未来深化改革应从哪些方面入手?
  汪玉凯:我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除了认真落实改革方案中提出的转变政府职能的六大举措外,还要围绕改变公务人员的政府管理理念、抑制政府部门利益以及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三个方面做文章。
  从政府管理理念来看,最关键的要使所有公务人员都明了政府基本职责和功能定位:政府不是社会财富创造的主体,政府是一个营造环境、提供服务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主体。只有企业和公民才是社会财富创造的主体,政府不过是为所有财富创造主体提供服务的权威公共机构。
  从抑制政府部门利益来看,最关键的是要在理顺各个部门之间的职责权限的基础上,割断政府部门与其监管服务职能之间的利益链条,割断公务人员与所履行的行政职责之间的利益关系,保持政府的公共属性,担当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对那些与民争利、侵害社会公众利益的行为要严惩不贷,并严格规范政府公务人员的收入,从根本上清除政府公职人员的灰色收入地带。尽管这项改革有很大的难度和阻力,但从规范政府的行为和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来看,必须如此。
  从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来看,关键是要从整体上对目前我国不尽合理的行政审批结构进行再评估,并通过国家层面的行政审批专家评估团队,进行科学的论证,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和改革,使其趋于合理。同时要严格行政审批、许可设立的程序,建立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提高设立行政审批和许可的门槛,使之逐步制度化、法定化。
  《经济参考报》:最后,请您谈谈个人对改革前景的预期?
  汪玉凯:整体上看,我对今年乃至未来5年我国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趋势,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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