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国城镇化率超过50%，中国进入“大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在过去30年里，城镇化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功不可没。如今，已经进入“第二季”的城镇化背负着让部分农民变成市民，带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升级的重要使命。但是，在城市规模快速发展的今天，很多城市不顾自身实际，盲目扩张，导致乱象丛生。

    城市发展“口号泛滥”

    “城市的定位和目标都太离谱，好大喜功，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口号泛滥。截至目前，中国有655个城市提出来要走向世界。在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规划标准高，投资规模大。生态城、智慧城、科技城、现代城、国际一流、世界领先之类的口号，比比皆是。”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10月19日在2013年中国新型城镇化市长论坛上表示，为了GDP发展，政绩和财政等多重原因，我国城市的面积正以脱离现实的规模在扩张。
    据悉，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间，中国城市的建筑面积从1.22万平方公里增加到2.18万平方公里，增加78.3%，到2010年城市建筑面积达到4.05万平方公里，再度增加85%。与此同时，城市传统建筑、传统街区和街道正遭受毁灭性打击。据第三次文物普查统计，30年来，全国消失了4万多件文物，一半以上是各类传统建筑。据有关专家统计，目前中国每一天会有80到100个自然村庄因城镇扩张而消失。
    “中国最近二三十年的城市越来越漂亮了，但是也越来越没有特色了。无论走到那个城市，全是清一色的大广场，中央商务区等，当然还少不了麦当劳和肯德基。”乔润令认为，我国目前的城市建设，欧洲风情大行其道，到处都是克隆和模仿。民族传统文化的流失，是中国城市以往发展当中最大的败笔。
    大量的豪华城市建设以后，反而抬高了农民进城的门槛。最后形成了中国式“鬼城”和“空城”。

    应鼓励差别化发展

    乔润令的观点很多专家不谋而合，他们认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鼓励差别化发展，要从外延扩张转移到内涵发展，要将“土地的城镇化”转换成“人的城镇化”。
    全国政协经济委副主任、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表示，无数的案例已经说明，一味追逐发展城市规模并不可取。要提升城市的综合实力，需从自身优势出发，充分利用当地资源，鼓励差别化发展。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副院长杨保军表示，我国真正适合建城市的土地不到20%，其他的都是不适合发展工业化的地区。如果强行的推工业化会付出很严重的生态代价。他说，建国后的前30年，中国走的是农村主导下的非城市化工业化道路，此后30年是走的是城市主导下的资本城镇化道路。而未来30年，我国应该寻找一条城乡一体，平等、共享、互补的城市化道路。因此，把城市的发展跟乡村结合起来，农村土地要先确权，再限权，根据规划引导来建设，同时完善城乡空间的税收调节机制。
    厦门市规划局局长赵燕菁表示，在过去二十年里，我国在土地城市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在人口城镇化方面，却非常失败。理论上，虽然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0%，但实际上却并没有那么高。
    赵燕菁认为，人口城镇化的失败，很大程度是由于我国尚未解决教育和住房两大问题。教育方面，因为农村人口教育始终和城市市场的实际需求脱节，最终导致农民融不入城市生活；住房方面，则是因为城市的住房门槛对于农民太高。
    乔润令表示，建设紧凑型机制可能是我国下一步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因为人口原因，美国式的分散性城镇化道路并不适合中国。另外，新的城市发展一定要外延扩张转移到内涵发展, 要防止大拆大建，保护好古城古镇的历史。要做到这点，则需要改变我国城市发展的管理方式和考核标准。

    大力提升产业支撑能力

    目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还面临缺乏产业支撑的问题。
    李毅中表示，要实现新型城镇化，需要大力提升产业支撑能力。有关专家做过测算，到2020年，工业增加值需要达到现有的一倍以上，才能保证城镇化的正常开展。
    据悉，目前我国有各类产业开发区1568家，其他各类工业区近万家。我国在产业集聚，升级换代方面取得巨大的进展，城市面貌也因此获得了极大的改变。然而，集聚式的城镇化产业却有着数量过多、结构趋同、水平偏低等多重问题。
    李毅中认为，要淘汰落后产能，对产业进行转型升级，要统筹考虑城市布局、人口、交通、服务、绿化等因素。产业园区的设置要纳入城市的初始规划，不能先发展城市再考虑产业，不然城市发展会失衡。
    另外，作为破解城市发展难题的突破口，智慧城市建设成为当下我国的一股风潮。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2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智慧城市，“十二五”期间投资规模将达1.1万亿元。李毅中建议，以后应将通讯基础设施纳入城市基础设施规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