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一个明星，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办一场晚会，少则几千万，多则上亿;这么多钱到底谁来出?又是谁来为这些奢华、奢靡的活动买单?日前，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出了一份通知，给出了坚决的回答，通知中明确指出，不得使用财政资金高价请演艺人员，不得使用国有企业资金高价请明星、大腕。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沈竹和著名财经评论员马光远、张鸿共同评论。
讲排场，比包装，拼身价，演出市场奢靡成疯;禁捧大腕，止住“虚火”，财政资金要花的明明白白!
近年来，演艺市场的一片红火直接带动了明星们的身价飙涨。明星出场费的暴涨也使得晚会举办费用水涨船高。去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叶惠贤就曾抨击天价晚会，并算了一笔账：“一台晚会最低成本1000万元，明星多点，要用6000万元。一个春节，光‘上星’的晚会就有40多台，成本达5亿元”。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濮存昕也指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有这么多晚会”，“什么事情都能办个晚会;一个晚会用多少材料?搭个台、喷塑、灯光，且不说几百几千万的费用，产生的垃圾都不知道往哪儿堆。”
再有，甚至某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国家级贫困县也不甘寂寞地动辄花费百万，千万追星，大肆操办晚会。而部分贫困地区的演唱会甚至变成了个别领导与明星合唱，公款追星过把瘾的舞台。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指出，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
7月3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严格政府购买服务资金管理，以事定费，规范透明，强化审计，把有限的资金用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用到刀刃上。
张鸿：各种巧立名目的演出到最后都是老百姓掏钱买单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其实我看到那些演出的价码菜单，我被吓着了。因为在电视台工作，有一些地方政府的人觉得我可能认识演艺圈的人，这几年找了我好几次，让我帮着找一些明星弄一些演出，这当中是不需要找明星的，找经纪公司就行。当然，我没当这个中介，但我了解了当中的行情，甚至我也看到了他们谈判的过程。演艺经纪公司会拿一个像菜单的东西，主持人，一线，二线，三线，歌手，一线，二线，三线，流行歌曲的一，二，三线，民歌的一二三，港台的谁谁谁，魔术师包括谁，然后底下一个大概的价码，那个价码都挺吓人的，这几年从四五百万现在涨到一两千万，两三千万。当然这个价格是可以砍的，而且还能往上砍，我收你800万，你要能有本事拿到3000万，那是你的本事，反正我只收800万，所以这里面的猫腻、复杂程度不用说了。
还有更吓人的就是，比如你跟地方政府说，你这个县也挺穷的，国家级贫困县，没钱，哪来的钱?钱不在乎，请大腕，请一线的，全都是这个口气，然后说没钱，找个企业出出就行了。有的就是提前把票卖出去，这个票卖给谁呢?卖给下面的什么局，什么事业单位，你们把票买了，其实到最后还是老百姓掏钱。
马光远：奢华晚会 最终的买单者可能就是财政和国有企业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拿这么多钱搞这么一场活动，大家一乐以后就完了，我们都觉得挺浪费的。张鸿讲的是整个的很专业化的操作流程，据我所知，现在拉一些演出，无论是商业演出，营业演出，还是所谓的公益演出，或者是为了宣传地方的形象等等，一些驻京机构现在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干这个。比如说你手头储备了多少个演出人员，如果在政府搞一些活动的时候，能够把这些人随时请来的话，那么你的工作是不错的。我们有时候跟驻京办的一些人在一块，他们经常就是吹牛说，我认识那个谁谁谁。我说你怎么认识?他们说每年都要去请，大大小小的活动，省市县里面的一些活动，他们都必须认识，因为有个价格问题。比如有时候别人请可能得20万，那你18万请来也是很有面子的。这个市场到现在为止，这个产业链不仅仅一头是演员，一头是政府，上面密密麻麻的爬满了各色各样的人。
很多情况下，有时候比如政府要办一个活动，有些地方可能比较贫穷落后，他还想不到请一个什么大明星来，但是有专业机构就找上你了，告诉你不请什么明星就等于没办，一下子就开拓了政府的思路，紧接着是钱从什么地方来等等，就有一个很专业的方案摆上来，至于说这个帐怎么算，就是说你要算大帐，不要鼠目寸光。
其实，有时候老百姓也高兴，那些演出，你根本不知道以什么名义来搞的演出，但是后面写的主办方一般不写政府机构部门，就写着协办，但正儿八经整个操盘的还是地方政府。我现在感觉到的就是一个乱，第一，看不清那些晚会主办方是谁，第二，也搞不清楚谁来掏钱，第三，搞不清楚这个钱都是怎么走的?这是最可怕的，就是有些表面上可能还真不是财政的钱，不是国有企业的钱，但是最后买单者可能就是财政和国有企业，这是最可怕的。
张鸿：政府有更重要的事情办 娱乐的事就让市场来做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因为他觉得是有收益的，这个收益就是领导本身有政绩，然后更私的可能是有一些领导喜欢哪个明星，演出完了可能一起吃个饭，还能握个手。前几年不是有这样的新闻，县长上去熊抱一下女演员什么的。普遍来说，他们不觉得办各种演出是见不得人的事，因为他们与公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说发展地方经济，扩大地方影响，还有说我们要发展旅游，文化搭台等等。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他一定找大腕都是最大的腕，因为只有最大的腕才有扩张这个影响力的价值。比如，各种文化节、各种演出的地方政府的网站，往往在文化节后面都有大量的后续新闻报道，报道都说，提升了地方政府的形象和影响力。
我们这一次其实说的非常清楚，不能政府用钱，包括国企，国企的那些钱也是我们老百姓的钱，财政的钱也是我们老百姓的钱，就是我们不能去掏钱去办这些，因为政府有更重要的事情办。比如留守儿童、社会保障等等，娱乐的事就让市场来做。真的有一个市场化的公司说要在这个地方办一个演唱会，那这个没问题，但你不能说，用我们的钱去办了一个你觉得有价值的一唱会，然后还用我们的钱来买这个门票，然后说我们老百姓非常高兴。
马光远：事前事后必须有审计 要有事后的问责机制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事实上，我们看到这样的规定已经规定了很多次，但每一次过一段时间以后，同样的对策和办法又会出现，所以这一次规定很严，财政资金，还有国有企业都不得从事这种营业性演出，不能追星等等，那么怎么样落到实处?我想事前必须有个审计，比如说这些钱政府花出去怎么花?有一个审计的程序。哪些事项政府可以做，哪些事项不能做?如果营业性演出不能做，那么就把营业性演出界定清楚;第二，现在有很多人解读这个规定，说不得使用财政资金高价追星，不得使用国有企业资金高价追星，那我低价不就可以了吗?我觉得这是对这个规定本身的一个误读。事实上从规定的精神来看，就是政府的资金不能支付给明星，国有企业的钱不能支付给明星。
如果最终真的要把这个问题弄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恐怕还得一刀切。也就是说，政府能不能搞这个?哪些活动政府可以搞?是不是该有一个审批事项，该有一个事后的问责机制。
张鸿：禁令三令五申 部分地方政府仍存侥幸心理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首先我提醒地方政府的官员，这个措施可能不仅仅是为了过紧日子。近年来，我们看到财政资金不能追星、捧星，追大腕已经是三令五申了，所以可能很多人会存在侥幸心理。2005年，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的修订就明确说，公款不能办营业性演出，不能追星等等，还要追责，责任人要开除;2008年最狠，九部委下发通知禁止政府公款追星，禁止那些演出;2011年底，文化部有一个关于商业性、营业性演出的要求，不允许公款办这些事情;今年初，文化部长蔡武再一次强调严禁公款请明星。
为什么有三令五申?是因为可能原来的没有执行到位，那可能很多地方政府的官员就会有侥幸心理说，那我继续，我换个别的名目，我让企业掏掏钱，然后再转一个角度，这不行了。现在形势变了，就是我们要过紧日子，这个紧日子不光是现任政府提出的八项禁令，还有中国经济的整个形势，然后我们政府要转型变成服务型政府，整个形势已经和原来不一样了。所以我要提醒这些地方政府，这不仅仅是过紧日子的问题，而是未来政府的钱要被管起来了。李克强总理前几天谈审计的时候，讲要强化事后审计，审计部门要有火眼金睛。那么比如地方政府办一个演出或者文化节花了多少钱，那事后就有审计。
我们说要把权利关在笼子里，财权是政府最重要的权利之一，所以首先要把财权关在笼子里。
贾康：要让公众参与公共资金、公共资源配置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因为用的资金是预算资金，怎么样在预算里面体现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要结合着理财的法制化民主化，而理财的法制化民主化需要进一步提高透明度，更好地使公众更多地具有知情权，进而发挥他们的质询权，建议权，监督权，这样一套机制建设制度建设问题，从长远的发展来看，从现在正确的导向之下，我认为还要抓机制转换和制度建设。这样一个机制转换，制度建设很重要的就是要从透明度进一步提高，进而更好地使公众参与公共资金，公共资源配置。
郭丽君：我们的政府职能依然存在着诸多偏差
(光明日报经济部副主任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们的政府职能依然存在着诸多的偏差，很多政府部门仍然在大量的参与市场活动，未能够真正的实现政府职能和角色的转变，政府要实现从无所不能，无所不管的无限政府的模式向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有限政府的模式转变，向市场放权，为企业松绑，用政府权利的减法来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从当好一名“运动员”向当好一名“裁判员”的角色上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