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农信社贷款利率的彻底放开，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广东地区大部分农信社正依据当地情况开始微调贷款利率，但整体变化还不大。

 

涉农利率“探着步子前进”

 

　　“我们现在的利息是八厘多，坏账率在１％以下，可能会部分上调但短期内幅度不会太高，因为既要试探市场反应也要比较一下同行的情况。”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县南盛镇农信社负责人严先生说，农业“靠天吃饭”、风险较高，而高风险和高收益理应相伴而生，利率上限放开可以让农信社有更大的业务拓展空间。

　　记者多方了解发现，尽管央行的文件还没有下发到最基层执行部门，但广东各级农信社已经就相关条款进行调研。受访的多位农信社内部人士表示，涉农贷款利率的调整肯定是“探着步子慢慢走”，起步阶段的上浮程度不会太高，再根据市场反应逐步调整。

　　“利率新政策落地前，农信社一年期贷款利率最多只能上浮至１３．８％，实行２．３倍的利率上限，这一标准远低于小贷公司和民间借贷。”长城证券银行分析师黄飙介绍，农信社资产占全行业比重约在６％，上限取消后农信社对当地小型客户资金供给有望加强。

　　来自银监会的最新统计显示，从２００２年末到２０１２年末，农信社总资产由２．２万亿元增至１５．５万亿元；不良贷款率由四级分类的３６．９％降至五级分类的４．７％；９２．１％的机构已全部消化历年挂账亏损；２００４年以来连续９年盈利。

　　事实上，早在２００４年，人民银行就宣布放开了对贷款利率上限的管制，但由于当时农信社定价机制不够完善，各地发展也不均衡，被当时放开利率上限的政策排除在外。

　　兴业银行发布研报显示，从全球来看，大部分地区“三农”和小微贷利率都超过了当地政策基准利率的四倍上限。如果贷款利率上浮幅度不够，会使得金融机构缺乏对其信贷投放的积极性，反过来造成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不足。

 

涉农“金融博弈”须严防高利贷风险

 

　　业内分析人士认为，在金融服务“三农”水平不断提升和农信社利率上限放开的趋势下，流动性偏紧时的高利贷风险值得防范，同时也倒逼农信社加强自身的业务管控能力，最终为农村的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血液。

　　“新政策的主要意义就在于让正规金融机构发挥市场主导作用，回流民间借贷市场资金，挤压农村高利贷的生存空间。”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李国祥告诉记者，限制农信社利率上限会抑制其放贷积极性，议价空间放开则可扩大农信社“三农”贷款覆盖面，且利于民间借贷市场今后的监管。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也认为，利率水平一旦能够完全覆盖风险，金融机构便可以加大对风险较高的农村金融市场的放款力度，更为有效地支持农村的发展和建设。

　　针对取消农信社利率上限可能引起“高利贷”的怀疑声音，李国祥表示，政策发酵的短期内可能有一些市场波动，增加农民贷款成本和实体经济负担，但长期来说，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下，“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在农村市场“此起彼伏”的博弈中，信用社贷款利率上升、高利贷贷款利率下降，利率会逐渐趋于均衡，并最终有所下降。

　　来自央行方面的消息称，新政策将有利于农村信用社按照收益覆盖风险的原则自主定价，提高发放涉农贷款的意愿；有利于增强农村信用社满足多层次涉农贷款需求的能力，提高涉农贷款资金的可得性；有利于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不断优化涉农资金配置效率，对促进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具有积极意义。

 

市场与服务“三农”责任须兼顾

 

　　据银监会数据，截至２０１２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１７．６万亿元，比年初增长３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２０．７％，同期，农信社拥有７．８万个网点，发放了全国三分之一的涉农贷款和８０％以上农户贷款。

　　业内专家提出，农信社在考虑自身经营利润的同时，要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监管部门在对金融机构进行相关考核时，也要将金融机构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持纳入考核。

　　李国祥认为，如果出现市场流动性偏紧，就要防止政策实施前期可能出现的高利贷等市场波动，这需要农信社的自律及监管部门引导，回归服务“三农”的宗旨。此外，农信社贷款面向“三农”和小微企业，在经济形势变化中受到的冲击最大，利率上限放开的形势下，对其抗风险能力也提出了较高要求。

　　“目前，农信社坏账率还不算特别高，但不乏虚假贷款的情况，如一些人冒充农民进行虚假贷款，导致后来还不上款项，因此，农信社的规范化和商业化管理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提高管控利率风险能力和管理水平。”李国祥说。

　　黄飙也认为，风险控制和贷后管理是农信社的业务短板，相关流程应该更加规范，优化负债、资产、业务和客户结构，同时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在支持农村实体经济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健康发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