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由集体资产产权不明引发集体资产流失、权益分配不公、党群干群关系紧张、失地农民生存困难等诸多矛盾和问题。为此，河北省沙河市栾卸村自2009年以来通过产权制度改革，集体资产成了股权，农民成了股东，既厘清了“村两委”、村集体经济和村民之间的关系，让集体经济活动及收益分配在阳光下运行，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又充分保障了村民对集体资产的所有权、管理权、监督权和收益权，使村民真正成为集体资产的主人，激发了农村、农业发展的活力。
农村产权改革势在必行
栾卸村位于邢台市下辖的沙河市西部干旱丘陵区，目前全村3030口人，耕地4500多亩。现任村党总支书记李长庚1977年上任时，栾卸村是有名的穷村、乱村，人均收入82元，集体资产仅3000元，而各种欠债却高达14万元。
从1977年至1996年，栾卸村先后修渠引水解决温饱，办集体企业一鼓作气实现由穷到富。到1996年，集体企业滚动发展到11家，并逐渐整合为恒利集团，创出“康必得”中国驰名商标，集团年营业收入3.3亿元，利税7200万元，农民人均收入4285元。
1997年至2007年间，栾卸村经历了十年治滩，使祖辈头疼的“害河变景观”，并造地200亩；5年绿化荒山上万亩；建成79栋新民居，建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到2007年，全村工业生产总值10亿元，集体资产累计达到30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8798元，比1997年翻一番。
村集体富裕之后，户籍矛盾凸显。李长庚介绍说，村里富起来之后，女的结婚之后户口不愿走，男的娶了媳妇户口进不来，大学生毕业后户口继续想往村里迁，甚至一些已经在城市里工作的栾卸籍村民也纷纷要求户口回迁。
此外，由于农业生产效率低，农民靠土地增收致富难度大。村民李志朝家4口人，2亩多地分散在好几个地块。他说，我们这儿十年九旱，村里的耕地大块不足5亩，小块不到半亩，没法实现机械化，也不好犁不好耙，人扛驴驮，种植管理费用大，辛辛苦苦忙一年，除去成本不赚钱，村民几乎没有心思去种田。
栾卸村“两委”班子经过多次研究，认为祖祖辈辈辛苦开垦的耕地不能因为工业发展而荒废；对于户口只想留下或迁回而不愿迁走，主要原因是利益驱动。在此情况下，必须合理安排利益再分配。因此，栾卸村土地、林地、集体资产、房屋宅基地等方面的产权制度改革也随之配套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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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图是邢台市栾卸村新民居的一角。左下角图栾卸村村民家家户户持有的“四个证件”。记者 曹国厂/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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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管理”激发新活力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了解到，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确权过程中，将土地按人头分亩数、划分地块位置四至的做法，栾卸村采取的办法是：以土地为根本，实行“份额管理”。
所谓“份额管理”，栾卸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集体经济权益分配，不以人口数为单位，而以“份额”为单位，计算方法分两个阶段：一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二是1983年1月至2008年底。
第一阶段，以家庭户为单位，家庭户迁(原)住栾卸村时为起始年(最早1949年)，以1982年底“大包干”分地登记的人口数计算，每户每人每年一个“份额”(比如：一个1949年以前出生至1982年依然健在的栾卸村民，这一阶段“份额”为34份，而1969年出生的栾卸村民“份额”为14份)。第二阶段，以人为单位，按每年在村登记人口数量计算，每人每年一个“份额”(比如：1983年出生的村民可分得“份额”26份，而2008年出生的村民只能分得“份额”1份)。全村以2008年底户口登记人数计算，每个家庭户每人平均最多60个“份额”封顶，超过部分的“份额”不计入。
2009年2月份，经村民讨论、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等民主程序，栾卸村出台了《关于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集体经济权益分配办法》，将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分为127970“份额(平均每人44份)”的形式确权到全村799户家庭，并给每户颁发《栾卸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占份额不再随人口增减而改变，但“份额”可在村内依法转让、抵押、继承、分拆、合并、入股、回收等。
沙河市委一些干部认为，栾卸村集体土地不再划分具体地块而改为“份额管理”后，为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解放出大量的劳动力，这些从一家一户小地块上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可以通过外出务工、本村企业上班等多种渠道增加收入。这一做法也推动了农村资产向资本转化，使农民具备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能力，极大地激发了农村、农业发展的活力。
目前，栾卸村成立了农业专业合作社、银杏专业合作社和蔬菜专业合作社。栾卸村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运英说，今年3月份沙河市林业局给栾卸村划拨了3.3万棵薄皮核桃树苗，必须短时间内栽上，否则苗木就会枯死。“这么多树苗把我愁坏了，光找人挖坑至少也得半个月，雇人挖坑的费用哪里来？”王运英说，“经过理事会理事成员和代表商量后，大家认为应该由合作社所有成员完成。于是我们用全村土地‘份额’总数，除以树苗数，得出约4个‘份额’栽一棵树，就按照这个数分到各户，如果哪户不愿出劳动力，可按每个坑出1.5元钱由别人代挖。按照这个办法下了通知之后，3.3万棵核桃树，四天半的时间就栽好了。”
产权交易平台呼唤政策支持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栾卸村采访发现，村民家家户户除持有《栾卸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集体经济分配权益证》外，还有《企业股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对此，栾卸村村民表示，土地确权了，少了纠纷，多了干劲，有这些“权证”在手，就像吃了定心丸。
邢台市、沙河市一些干部认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载体。农村大量资产的表现形式是农村土地和房屋，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农村产权制度，不仅可使农民手里的资本更加自由充分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促进城乡要素充分流动，实现城乡协调、一体发展，而且还可吸引农村发展亟须的资金、技术和人才。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还是扩大内需的有效抓手。扩大消费需求，潜力在于扩大农村消费需求，关键在于提高农民消费能力，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栾卸村通过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民既可从承包的土地上获得稳定的保底分红或租金收入，也可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获得工资性收入或经营性收入，还可获得集体资产股份分红收益，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从而提高了消费能力。
对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后的产权交易问题，李长庚认为，建立交易平台是农村资源盘活和价值提升的重要步骤，应尽快建立县、市级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规范农村各类产权流转交易程序和登记管理，促进农村各类产权可流转、可抵押、可入股，推进农村各类产权的资本化、市场化，视农村和城市一样，农民的财产权流转合法正常，使农民有更多的财产权益。
“康必得治感冒，中西药结合疗效好。”难以想象的是，喊出这句令人耳熟能详的广告词的制药企业，竟出自一个山沟村——河北省沙河市栾卸村。36年来，村党总支书记李长庚带领两委班子践行“科学发展”之路，20年前就勇于壮士断腕，给“日进斗金”的煤矿贴上封条，转行发展制药等新兴产业。如今，栾卸村从一个“花钱靠救济、吃粮靠返销”的穷山沟，一跃成为拥有数十亿雄厚资金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富饶乡村，村民不仅是农民和工人，还是股东。
栾卸村原本十年九旱，山秃地薄。1977年，19岁的李长庚经过组织考察成为了村党支部书记。次年，他带领本村两委班子成员和广大村民，大干一冬一春，引来东岭水库的水，使村里3500亩“望天收”的庄稼地变成了丰产田，一举解决了群众的温饱问题。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为使群众“锅里有米，手中有钱”，解决了群众的温饱问题后，李长庚便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了如何使栾卸村从农业村向工业村的转变上。1979年，栾卸村建起了全县第一个村办煤矿，随后又建起6座。到1984年，村集体收入达到500万元。1979年至1985年6年间，他们依托地下丰富的煤炭、铁矿资源，“深挖地下聚宝盆”，完成了集体经济发展的原始积累。
首战告捷，栾卸村乘势而上，用集体积累相继办起了养鸡场、食品厂、选矿厂等多家企业，“培植地上摇钱树”。到1989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300万元，人均年收入1200元。初步实现了由农业型经济为主导向工业型经济为主导的转变。就在这一年，栾卸村获得960万吨煤矿开采权，但是，李长庚却出人意料地给煤矿贴上了“封条”。
李长庚说：“地下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已经挖出了地下的聚宝盆，该是栽上摇钱树的时候了。”从此，栾卸村开始了从资源型向科技型转变。
1992年，栾卸村在全省率先组建了制药、矿产、果品、运输等多元经营的乡镇企业集团——河北恒利集团公司，1996年底，成为拥有11家独资和控股企业的“国家级乡镇集团”，实现营业收入3.3亿元，税收6000多万元。其间，恒利集团主打品牌“康必得治感冒，中西药结合疗效好”的广告语，传遍了大江南北。2006年1月，北京康必得制药有限公司成立。
如今的栾卸村，村民不仅是农民，是工人，还是企业股东。初步统计，村民近年来先后分得了1.7亿元红利，户均20多万元。
已经逐步富裕起来的栾卸村不满足“居者有其屋”的传统居住环境，开始了更高层次的追求。1998年，在充分尊重民意和调研的基础上，栾卸村开始筹建节能、水电暖气等设施齐全的新民居。2001年春，总投资2.3亿元、占地面积近27公顷、建筑面积22.58万平方米的现代化新民居“恒利庄园”全部竣工。
在建设新民居的同时，李长庚把生态环境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既要生态效益，也要经济效益。投资2000万元在村周围建设美丽的生态大道和7座蓄水量达100万立方米的人工湖；投资1200万元退耕还林，绿化荒山，栽植了80多万株银杏树，如今银杏树带给栾卸村年收入上千万元，当年2元钱一棵的树苗，如今整体价值已逾5亿元。李长庚说，“我们正在谋划把万亩银杏园升级建成万亩植物园，发展健康休闲、旅游服务新产业，把栾卸村建成一个能够容纳两三万人的小城镇。”
当甩掉“穷帽子”，成为富裕的“明星村”时，栾卸村于1983年就投资60多万元，建起了当时邢台地区唯一一座农村学校教学楼。
次年，当一个公办教师月工资只有45块时，李长庚在《光明日报》等报刊登招聘教师广告：月工资150元，外加30元伙食补贴，在全国范围内招聘教师。一时间，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教师，在沙河教育局的协助下，参加了面试和统一考试。他们择优录用，选聘了来自浙江、山东、天津、河北等地的7名优秀教师。
靠着这种尊师重教的理念，栾卸村出现了兄弟博士、硕士、一家大学生的喜人景象，全村30年来出了500多名博士、硕士、学士等大中专毕业生。
自1979年建起沙河市第一个村办煤矿后，栾卸村开始走向工业化之路，相继创办了养鸡场、食品厂、机制砖厂等企业，集体资产不断壮大。1992年，栾卸村在全省率先组建了制药、矿产、果品、运输等多元经营的乡镇企业集团——河北恒利集团公司。这个原本发迹于山沟里的村办企业，截至2012年，总资产超过16亿元，年营业收入突破10亿元，利税达8266万元，成了名符其实的现代化企业集团。
简单的数字昭示着企业发展的成功和辉煌。但在这些数字的背后，也充满了恒利人的艰苦和辛酸。
时间回溯到1994年秋天，那是一段让恒利集团董事长李长庚以及众多集团领导刻骨铭心的日子，也是决定恒利集团前途命运的日子。当时“康必得”广告投入已达800多万元，但收效甚微，这远远出乎他们的预料，到8月份成品药库房爆满，库存量达6000多件，而当时的恒利集团账面上只剩下5.9万元可用资金。
广告费从哪里来？继续生产的资金从哪里来？他们必须直面并立即回答的问题，是选择停止广告和生产？还是苦苦支撑？选择前者意味着前功尽弃，多少年的资本积累将毁于一旦；选择后者前途未卜，说不定会越陷越深，风险更大。
“要按照计划进行，产品卖出去卖不出去是一回事，生产出来与生产不出来是另一回事，既然决定了的事情就要一干到底，不管成功与否，都要把全部过程做完，这是做事的原则。”在一次会议上，李长庚做出了这样的抉择。但话虽这么说，要想让大家接受，并不是容易的事。
栾卸村现任村主任李庆德至今对当时李长庚做大家思想工作的事记忆犹新：“他苦口婆心地做大家的工作，如果现在半路退回，等待我们的无疑是失败，如果坚持到底，就有成功的希望，在失败与希望之间，我们只有选择希望，才是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长庚入情入理地分析，很快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决定了的事，就要干到底。”这也是李庆德等众多栾卸人对李长庚佩服的原因。
不过，统一思想仅仅是第一步，资金的问题怎么办？李长庚说，当时国家正在实行紧缩银根政策，各家银行对放贷都十分谨慎，争取资金的难度可想而知。“那时真是觉得走到了内外交困、山穷水尽的地步。”但他们没有退却，最后硬是凭着多年的信誉，从乡镇信用社贷款20万元，并办了信用卡，从银行透支了150万元。广告业务和生产都维持了下去。
3个月后，李长庚的抉择有了“柳暗花明”的回报：爆满的库存药品一个月内被抢购一空，“康必得”一时供不应求，当年就盈利1600多万元。随后的1995年至1997年三年内，恒利集团年产值利润每年翻一番。他们为成功而庆幸，更为知难而进的选择而自豪。如今，栾卸村家家户户都是恒利集团的股东，在栾卸村采访，被问及恒利集团的发展，村民多数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如果没有迈过当时那道坎，就不会有今天的恒利集团。
《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了解到，栾卸村集体企业在发展壮大的同时，产权不清、村企不分、责权不明、粗放经营等问题也逐渐突出，严重影响了村民和职工参与支持企业发展的积极性。
为进一步激发企业发展活力，1997年，恒利集团提出“以明晰产权为核心、以股份制改造为形式”的改革思路，果断对8家核心企业实施了产权制度改革，使村集体资产如滚雪球般不断壮大。
改制前，恒利的企业资产属栾卸村所有，村班子负责管理并组织经营。改制后，从产权结构上看，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产权归控股的栾卸村集体和持股的全体股民所有，并以股份多少对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从“村企”关系看，实现了出资者所有权和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做到了村企分开。出资者的所有权通过董事会、监事会体现并对自己负责；企业法人享有在董事会监督下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自主权。从集体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看，由原来互相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转变为没有任何连带责任的相互独立法人。
李长庚介绍说，依照公司法，恒利集团成立了既相互独立、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形成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四位一体的企业治理结构。在实际运作中，通过四个机构的协调、制衡，使企业的决策、管理、用人等行为更趋于合理，更加科学。公司员工对企业的关切度明显提高，经营者的责任心显著增强；募集了大量资金，保证了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村民和广大员工思想观念得到更新。本版稿件均由记者曹国厂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