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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不去的家乡 难扎根的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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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河北石家庄的“城市村民” |
作家孙犁自称是“城市中的农民”，沈从文也将自己定位于“乡下人”，不过这种称呼，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体现的是一种情结。但是，城市里确实存在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身份是农民，但生活在城市；他们在农村已经“拔根”，但在城市却难以“扎根”；他们定居城市，渴望融入城市，但困难重重。
日前，《经济参考报》记者辗转于河北坝上地区和石家庄市，走访了部分“城市村民”，希望能勾勒出他们的生存背景、生存现状，以及他们的梦想与期盼。
没有年轻人的“老人村”
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距离北京不到300公里，“环北京贫困带”组成部分，包括张北、康保、沽源、尚义4县。据当地统计，大约有近半农民携家带口，离开家乡异地谋生。
行走在坝上农村，被砖砌住门窗的房子随处可见，标志着这家人已经远走他乡。村里没有青壮年，没有儿童，剩下的几乎全部是老年人。在沽源县的一个村子里，村民说，全村有40多户人家，150口人；但现在实际上只有10来户，不到40人，一多半为60岁以上老人，年纪最老的已经84岁。
晚间行走在康保县一个沿公路的村子，村里只有星星点点的几处灯光，大多房子都笼罩在黑暗中。村民告诉记者，全村人口最多的时候有900多口，现在最多400来口，基本都集中在路两边，村子里边已经空了。
坝上地区位于内蒙古高原，耕地虽然较平原地区多几倍，但气候十年九旱，全年只能种一季庄稼，一亩小麦只能产200斤左右。在之前，畜牧业被当地称为“铁杆庄稼”，旱涝保收，养羊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本世纪初，河北省率先在全国实行禁牧。坝上地区作为北京水源地、沙尘暴的最后一道生态屏障，首当其冲，严格执行了这一禁令，羊群数量急剧减少。失去重要收入来源的农民又一次集中爆发“外出打工潮”，北京、天津、石家庄、大同、呼和浩特等地，到处都有持坝上口音的农民。
他乡谋生的“城市村民”
石家庄市是坝上农民选择生活的城市之一。10年前，康保人孙立威随着老乡的拉引，来到了石家庄，起先跟着建筑队当小工，后来专门从事空气净化这一行，直到今天。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租住的房子里洗衣服，他说已经好长时间揽不到活儿干了。
孙立威现在租的房子在一个城中村中，12平方米的卧室加一个更小的库房，一月房租300元。夫妻俩和从老家过来看孩子的母亲住在卧室里，上小学的女儿住在库房里。像很多城中村的出租房一样，孙立威的居住环境十分恶劣，10户人住在不同的小间内，不能洗澡，没有卫生间，上厕所要出门走几百米。
孙立威说，前几年，空气净化这一行火的时候，他最多一年赚过10万元。但从2006年以后，生意越来越难做，有时一年都没什么活儿干，这几年都是在吃老本。
随着孙立威的收入越来越少，他居住的条件也越来越差，从每月650元的两居室一直搬到每月200元的小单间。他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这个房间有千种不好，但好几年没涨过价。令他忧愁的是，城中村就要拆了，他不知道去哪里还能租到这么便宜的房子。
每个月，孙立威一家省吃俭用，开销也要2000元。生意好的那几年，他和妻子也在石家庄市里转过几个楼盘，但都因囊中羞涩作罢。本来想着再攒几年再买，但随着房价的攀升和生意的萧条，房子基本是个梦了。
孙立威的孩子上小学二年级，石家庄外来人口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政策是，在所居住地就近入学。所以目前还不用为孩子上学担心，但读完初中就不好说了。
全家人在村里没上新农合。因为没种着地，所以农业补贴也没享受到。因为没户口，没固定收入，在市里的社会、养老、医疗等保障同样没有，而商业保险又上不起。之所以没参加新农合，是因为他的一个同乡的遭遇，他的同乡在北京打工，看了一次病后回老家报销，报销费算来算去连来回车费都不够。“挣不到钱也担心，但最担心地还是怕得病，看不起。”
“两头靠不上”的辛酸
听一群“孙立威”述说酸甜苦辣，才会理解他们在城市里生活是多么艰辛。普通市民能享受到的种种政策，他们没有；而路途遥远的家乡，近年来的种种惠农政策，他们依旧失之交臂，“两头靠不上”。
刘长军，2001年从张北县来到石家庄，一直在一个批发市场搞水果批发。去年，从四川高价进了一批柚子，结果行情突变，不仅赔了本，还连同多年来攒的10万元血汗钱也一起化为乌有。
刘长军说，生意上不去，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没有市里的户口，什么都享受不了，没有医疗保险，没有社会保障，吃不上低保，租不上廉租房，反正什么都没有。我们这些人，一天挣不上钱就得饿着。”
刘长军一家在张北县参加了新农合，但并没有享受到政策的优惠。他的21岁的儿子去年生病，在石家庄的一所医院里做了手术，花了5000多元，回老家找卫生部门报销的时候，因为各种手续不全一分钱没报成。“听说新农合看病要在老家医院看，可我们离老家那么远，病又不等人，谁敢为了报销赶回去。”
刘长军老家还有20亩，以每亩50元租给了别人。他说，出来这么多年，回去种地已经不可能了，就是他想回去，儿子也不会同意。
相比刘长军，同样做水果批发的张万有更是背水一战。他老家的地已经被村里收了回去，重新分给了别人，长久不住的房子已经坍塌。生意难做，欠下10万巨款还不上。26岁的儿子和18岁的女儿没有正式工作，在石家庄市给人打零工。
“我觉得我现在过的连村里人都不如，他们看病可以报销，种地国家补贴，生活困难还可以申请低保。我是‘两头不靠’，既不是城里人，也不是村里人，我倒是无所谓了。可儿子、女儿以后怎么办？”张万有问。
原本，张万有想再攒一些钱，给儿子买套房子，按石家庄的政策，买房子可以把儿子户口转到市里。同时，他的儿子搞了个对象，两人关系挺好，女方提出结婚条件就是要有套房子。“本来，生意好也挣不下一套房子，现在，吃喝都难挣，更不可能了。”
基于和刘长军同样的理由，张万有全家在老家没参加新农合。现在和老家唯一的联系就是有一个老母亲。在生意好的前几年，他每年还有余力给老人寄点钱，现在已经断了。每年偶尔回去的时候买点吃的，就算尽了孝心。
融入城市的期盼
康保人曹晓龙大专毕业后来到了石家庄，并找到了一份他比较满意的工作。工作两年后，家里卖了100只羊，又四处借了几万元，在石家庄给他付了首付，终于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房子。
“融入一个城市，我觉得首先要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其次，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我自己经历了租房的痛苦，也见多了没房老乡的无奈，因此，我必须要有一套房，虽然现在因为还房贷入不敷出，但我痛并快乐着。”曹晓龙说。
但很多人没有曹晓龙这么幸运。对于他的大多数老乡来说，在市区买套房子是最大的愿望。因为，户口是和房子联系在一起的，而市民拥有的各种福利待遇是和户口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对很多人来说，至少现在，房子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了解到，这些漂在城市中的村民，虽然对没有保障的未来表示担心，但更担心的是他们的下一代，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下一代成为城市人，通过读书过上体面的生活，不要像他们一样吃苦受罪。但很多人的希望变成失望。
张北人刘长军告诉记者，他的孩子是在石家庄上完初中的，然后就不上了，现在也没找着工作，每天瞎混日子。之所以没继续读书，一是疏于管教，学习不好，二是上高中还得回老家，没人陪读不行，经济成本太高，干脆就不上了。
对许多城市村民来说，初中三年级是他们子女的重要分水岭，被采访的好几个老乡说，他们的孩子只念到了初三。之所以如此，有自身的原因，也有政策的原因。
据记者了解，目前，大多城市的公办学校，仅在义务教育阶段向农民工子女开放，现行的教育制度、高考制度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没有户口的农民工子女想在城市继续升学，只能进入中专、技校等学校，而他们认为，这类学校毕业之后仍然是在社会上打工，上不上无所谓；如果想读高中，就只能回老家，而老家的高中升学率低，上学的经济成本又高，投入产出不对等。因此，他们的子女大多数在初中毕业后选择了打工，一部分人甚至成为街头混混。事实上，农民工子女的犯罪率，正在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
张北人白根生，是被采访对象中经济条件最好的人。他在石家庄市已经立住了脚，上小学的儿子也拿到了石家庄户口。
1997年，初中毕业的白根生从张北县来到石家庄市，和早在8年前就在石家庄做小买卖的父母团聚。如今，他在石家庄市开了一个超市，生活无忧。几年前，他在市里买了一套房子，为了儿子的教育问题，儿子的户口也随房迁到了石家庄市，成了一个正式的石家庄人。
“能过到这个地步，是我们两代人打拼的结果。可以说，通过我们两代人的努力，使第三代变成市民的梦想成真。”白根生说。
在王龙租住的房子里，挂着一张高中毕业照。2008年毕业时，他所在的班级47名同学中，共有7名考上了大学，全部为专科，他是其中的一个。“其实我还是幸运的，那些没考上大学的同学，基本走上了去城市打工这条路。我呢，大学毕业后还找到了工作。”王龙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
王龙当年就读的母校是康保县一中，这是县里最好的高中。但所谓“好”是相对的，在城市学校看来，这所学校的升学率简直一塌糊涂。
2012年，康保县一中参加高考的应届毕业生有600多名。其中，升入一本的学生2名，二本22名，专科180名。“这一成绩是近年来学校高考最好成绩。在2011年，学校没有一个学生考入一本、二本。”康保一中一名负责人对记者说。
记者所在的康保县属于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从北京出发，沿着京藏高速行走，不到3个小时就可到达。除康保县外，这一属于“环北京贫困带”组成部分的地区还包括张北、尚义、沽源3县。经济落后的烙印刻在了当地的方方面面，教育首当其冲。在当地，知识是改变命运的最重要途径，但对于这些贫困地区的农村学子来说，龙门难跃，重点大学校门的门槛越发难迈。
记者采访发现，张北、尚义、沽源3县的教育状况和康保也是大同小异。沽源县上一届676名高三应届毕业生中，一本升学率6名，二本升学率24名。张北县去年3000多名应届考生中，两所主要高中一本升学率78人，二本升学率200多人，也是近年来升学率最高的一年。
“其实，我觉得，能有这样的升学率已经很不错了。我们这里的孩子，从小学到高中，不要说和别的大城市比，就是和张家口市的教育比，也不是一个等级的。用一句很时髦的话说，我们在起跑线的时候就输了。”王龙说。
如王龙所说，如果与自己纵向比较的话，本世纪以来，河北坝上地区的基础教育，无论硬件和软件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城市学校甚至省内经济条件好的县城学校相比，差距可能却越拉越大。
当大城市的学校已经启用平板电脑实现电子化教学的时候，而在这些贫困地区的学校，能有一台较为先进的电脑仍是梦想。张北县大河乡中心小学是这个乡镇唯一的一所小学，曾受益于河北省“信息教育工程”，配备了70台电脑。记者在这所学校的微机室看到，这些电脑早已是被淘汰了多少代的“老古董”，内存还不如一个普通的智能手机。
“每周40分钟的微机课程，常常因电脑运转速度慢而匆匆结束。学生们只能简单认识一些过时的程序，教师备课效率也同样因此受到影响。”该学校校长王建国说。
“县里的高中，客观说硬件设施可以，但最挠头的是教师问题。新教师招不来，老教师在流失，这是坝上高中学校的普遍问题。”当地一位高中校长说。
近年来，康保县一中11名教师去了张家口市的中学，其中包括4名高级教师和全校唯一一名特级教师。而在去年，学校到河北师范大学招聘毕业生，满怀希望地去，满怀心酸地回，没有一个毕业生愿意来。
全国统一高考，是许多农家子弟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命运的捷径，对多数人来说也是唯一的捷径。然而，记者采访了解到，在坝上地区，许多家庭却自动放弃了“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
沽源县二龙山村村民刘树海说，他的女儿在石家庄一所专科学校上学，花了10万元，去年毕业后到北京当了“北漂”。他的女儿不管怎么说，还找到了工作。村里他这一辈村民的子女，共有20多个，只有4个考上了专科和二本，其中两个毕业后现在还在打临工。其余的孩子基本都是初中毕业后外出打工了。
如刘树海所说，被采访的许多农户中，他们的孩子很多在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了，理由是上了高中也考不上大学，考上大学也考不上好大学，考不上好大学就找不到工作。与其这样，还不如早早打工挣钱养家。
城市里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长期生活在城市，户籍却在农村，他们在农村拔根，却在城市里难以扎根，这个现象被学者称为“半城镇化”。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率的提高，“半城镇化”现象愈加明显。相关专家提出，只有实现了“人的城镇化”，才可以彻底实现“城镇化”。那么，“人的城镇化”还有多远？
在农村行走，随处可见被砖砌住门窗的房屋，街头上越来越难见到青壮年和儿童，最年轻的常住村民也接近半百。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变为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经济快速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村民发现，面朝黄土背朝天仅依靠种地得来的收入已不能满足他们对生活的追求，他们怀着对未来的憧憬，携家带口离开家乡，到陌生的城市谋生。
近年来的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率从1990年的26.4%上升至2000年的36.2%，并在2011年攀升到51.3%，中国城镇人口已达6.91亿。
与农村相比，城市里确实拥有着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就业机会，且公共服务质量上的优势极为明显。然而，是否所有进入城市的人都能享用这些资源呢？
不少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虽然进城的人口越来越多，但能代表市民身份的非农户籍人口在总人口的比率却没有那么高的上升幅度。”也就是说在这6.91亿人中，有一部分人是“半城镇化”的，他们是1.59亿的农民工。这意味着，他们虽然居住在城市、工作在城市，但却不能完全享受与户籍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
《经济参考报》记者走访了部分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的村民，他们的生存现状的确不容乐观。由于收入的提高赶不上物价的上涨，他们从每月650元的两居室搬到每月200元的小单间，有的小院甚至容纳了不下10户人家，居住条件甚不理想。然而，连这些廉价的租房也在随着城市改造被逐渐拆掉，以后能否租到这样便宜的房子成为他们担心的问题。虽然也有条件较好的，竭尽全家所有贷款买一套小户型住房，高额的房贷却从此成为压在肩上的重担。
河北经贸大学特聘教授李炳亮表示，过高的房价已成为一道无形的城墙，严重制约了当前城镇化的进程。原本作为居住的房屋，却越来越多的成为房地产商和投资者炒作的对象。从买不起房到租不起房，产生了越来越多蜗居状态下的百姓，“蜗居”、“蚁族”等新生词汇迅速被人熟知。
然而住房问题还仅仅是阻碍他们扎根城市的一个方面，无法落户带来的却是教育、卫生、养老、福利、保险等生活各个领域的障碍。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这一群体处于城镇户籍居民和农村常住居民之间，而一些优惠政策对他们来说也是“两头靠不上”。
由于这一群体从户籍上来说是农民，但从职业分工上是城市里的工人，尤其是一些跨省打工的人群，他们的医疗费用不能纳入到报销范围。因而记者在采访时发现，有不少这样的人群选择不参加新农合。同样，现行的教育制度、高考制度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没有户口的农民工子女想在城市继续升学，也遇到重重障碍。老家的高中升学率低，上学的经济成本又高，投入产出不对等。而与其上中专、技校，还不如直接到社会上打工。记者在采访时发现，多数这样的子女很早投入到社会上打工，收入偏低，形成恶性循环。
李炳亮说，城镇化是一个重大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不仅表现为城市人口比重提高的过程，更应该注重这些人生活质量的提高。宜居、宜业、宜心，是“人的城镇化”需要满足的三个基础条件。当他们长期处于“居、业、心”无法得到满足的状态下，很容易对城市产生一种疏离感和责任缺失心态。如果处理不好，带来的将是社会稳定问题，甚至成为政治问题。
记者在采访时，也听到了不少农民工的呼声和心愿，他们希望国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对非户籍人口渐进式增加社会服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的政策，推动农民工等享有劳动报酬、子女教育、公共卫生、文化服务等基本权益，努力实现城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在刚刚公布的2013年《投资蓝皮书》中显示，未来20年是中国城乡变动最剧烈的时期，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中国总人口将超过15亿人，届时居住在城市和城镇的人口将超过10亿人。(稿件均由记者李俊义、岳文婷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