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芦山“4·20”7.0级强烈地震再次考验我国应急管理机制。《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救灾一线看到，政府救援主动迅速，信息发布及时。多位专家评价说，此次抗震救灾行动凸显科学救援新思路，中国应急救援机制更趋成熟。专家还指出，救援力量有待整合，部门间协调需强化。

　　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

　　下面的一组数据让人不禁流泪：
　　——截至24日14时，芦山地震共计造成196人死亡，21人失踪，11470人受伤。
　　下面一组数据则凝聚着全体抗震救灾人员的汗水：
　　——截至23日8时，公安消防部队搜救遇险被困人员165人，转移和疏散群众6976人。
　　——截至24日12时，四川全省共救治伤员23959人次，累计住院治疗6144人，累计出院4633人。
　　——截至24日12时，四川全省已转移安置23.7万余人，已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1712处，在196个临时安置区及过渡安置点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复核已建重大地质灾害治理工程176处。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灾区看到，地震发生之后，各级政府紧急部署，第一时间启动应急保障机制。救援行动快速有序，志愿者自发援助，这些都温暖着灾区人民的心，灾区群众也积极开展互助自救。
　　地理信息是保障灾区救援有序开展的基础，在地震灾害发生两个小时之后，20日上午10时，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就已通过资源三号卫星获取芦山县灾前2.1米分辨率卫星影像图，同时制作完成了芦山县地势图、芦山县行政区划图、雅安市行政区划图、四川省行政区划图，并提供给国务院应急办、国土资源部、中国地震局等部门。
　　通讯保障是一道空中“桥梁”。地震之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积极抢修通讯设施。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4日在京发布消息称，已恢复芦山、天全、宝兴三个县县城以及33个乡镇的通信服务，包括移动通信、固定通信和宽带服务。目前，通信的抢险救灾进入村一级，灾区3县233个行政村还有87个行政村未通电话。
　　物资保障是满足灾民衣食住行的“救命稻草”。4月20日至23日，民政部已经从合肥、郑州、武汉、长沙、成都、南宁、昆明、西安和兰州等9个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向四川省共调运8万顶帐篷、10万床棉被、1万张折叠床。
　　在灾区的治安维护方面，地震发生后，四川省公安厅立即启动一级应急响应机制。震后10分钟，向全省公安机关发出“公安消防部队和特警队伍迅速集结开赴一线、公安交警部门紧急行动保障交通、全省民警立即到岗到位”等五条指令。第一时间集结警力，指挥调度成都、乐山等14个市(州)公安消防官兵1400余人、特巡警500余人、交警700余人当日上午开赴一线。四川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简胜彬24日介绍，截至目前，全省灾区没有发生重大刑事、治安案件，社会治安秩序稳定。
　　灾难发生后，灾区人民没有被吓倒，而是与之抗争。灵关镇吕寿琼家4人被埋，乡亲们用手、用铁锹挖了五六个小时，成功将伤者救出；龙门乡五星村几十名村民为救一对被掩埋的母女，努力挖掘数小时。
　　多位专家告诉记者，从汶川地震到雅安地震，中国应急救援体系更趋成熟。尽管两次地震在震级、所处地理环境等方面有所不同，但后者无论是交通“生命线”的打通、通讯恢复速度，还是救援人员进驻、第一批物资到达速度，以及第一场发布会的召开等，应急管理机制取得新的进步。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范维澄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雅安地震发生后，还没等国务院统一开会、布置任务，国务院减灾办、中国地震局等部门就各司其职，主动启动了应急响应预案，安监总局也派出了矿山救援队，赢得最宝贵的救援时机。

　　合理调配：救援资源有待整合

　　“灾区现在除了不缺人，其他啥都缺。”重庆市应急志愿者总队成员李程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灾后公众参与救援热情很高，但舆论引导和救援规则制定都还没有到位。“地震后，不管距离远近，不管是不是专业救援人员，各路队伍都一股脑儿往灾区涌，很快就把道路堵死，耽误了救援时间。”他说。
　　据初步统计，目前雅安救援力量超过24000人。中国灾害防御协会救援医学会会长李宗浩此前表示，非专业救援很可能造成二次伤害。
　　“突发灾害应急和处置，需要靠‘软件’和‘硬件’两条腿走路。”范维澄表示，五年来，我国在技术、装备建设取得成绩显著，比如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的投放速度很快，抢通道路、安置灾民的设备、装置快速到位，但制度、能力建设还需要进行深入讨论。
　　“在灾后救援初期，社会应对体系还比较薄弱、布局还比较分散，活动还比较无序。”复旦大学公共安全中心主任滕五晓对此提出两点建议：
　　一是早日实现官民两大救灾体系的融合，既让民间组织了解灾区哪里最需要帮助、需要什么帮助；又让政府摸清民间组织的类型和分布，并加强对民间组织领袖人物的培训和沟通。二是震灾发生后，作为人员、物资和信息传输的重要通道，道路资源在当地气象、地质条件下非常紧缺，应该保证最急需的资源快速进入灾区，其他资源给这些让路；同时应该建立物资、能源运输的备用通道，更多地动用大型空中运输机运送搜救、医疗人员。
　　滕五晓举例说，政府应该先动员四川省内的救援力量，省外的救援力量原地待命，与当地部门和灾区政府加强沟通；如果心情很着急，也可以先到灾区周边待命。政府应当在灾区周边设置窗口，面向全国各地民间组织，承担队伍集结、人员登记、食宿接待、任务分配等职能，哪里缺医生就派医生，哪里缺搜救队就派搜救队，哪里缺通讯工程师就派工程师。这样可以避免灾区资源投放的“冷热不均”。

　　有序应急：部门间协调需完善

　　“社会捐助具有不稳定性、信息不对称性，在紧急救援中只能对政府起到补充作用。大灾当前，很难光靠社会捐助满足灾民需求，只有集中力量，才能高效救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郑功成呼吁，政府救灾部门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不仅站出来主导救灾工作，更要在事前搭建信息平台，了解基层紧急需求，协调社会组织开展全方位救灾，做到“1加1大于2”，避免低效投入和无效投入，避免资源浪费和资源紧缺。
　　“在这方面，‘十一五’期间在国务院应急办建立了应急信息指挥平台，在本次地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滕五晓补充说，当前各级政府应急办主要负责信息汇总、部门协调和后勤保障，救援物资储备、志愿组织登记等大量工作还没有职权去做，和减灾委的职能边界还没有完全划清。范维澄则表示，国务院应急办作为国务院办公厅的内设司局，只是一个正局级的执行机构，无法有效协调各部委的应急事务。
　　滕五晓强调，灾害应对应该在法律体系下运作，尽快通过立法，明确部门职责、救助标准、预算监督等各方面，确保救灾力度、效果不能因个别人的重视程度不同而出现差异。范维澄提到，2003年大量矿难、车祸等事故爆发，国家安监总局宣告成立，未来地震灾区也可以由一个部门实施强力指挥。
　　“我最近和美国飓风灾害指挥部门的高层进行交流，他们对中国应对自然灾害动员能力表示赞赏。”范维澄说，一旦有了事，我们基本能做到有力应对；但平时不出事的时候，也要未雨绸缪。
　　一是市、县两级的救灾物资储备体系还需要加快完善，储备中心建设还需要大力加强，储备物资品种还需要不断丰富。郑功成表示，由于灾区物资严重短缺，当地的安置类、装置类、装备类、生活资料等大量物资需要长途调运，再加上社会车辆大量涌入灾区，救灾“生命线”受到堵塞，救灾物资堵在途中。
　　二是基层救援组织还没覆盖到各村，基层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仍显不足。滕五晓建议，震后人员培养和物资储备应该更加面向基层，力量下沉，关口前移，由“外界输血”模式转为“自我造血”模式。
　　范维澄表示，国家救灾相关部门应当尽快联合起来，平时加强对灾害的情景推演，如模拟我国某些大型城市遭受大型地震，建筑物和生命系统受到损害，政府职能受到削弱，信息上传下达受到影响，并据此提出一系列解决方案。绝不能“临时抱佛脚，乱成一锅粥”；或者“大灾当前一窝蜂，大灾过后各干各”。
　　“科学救援要取代行政救援，有效救援要取代无序救援。”范维澄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