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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实施大规模裁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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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领遭遇下岗潮 |
| 记者 姚玉洁
高少华 何欣荣/上海报道 |
寒流比预想中来得更早一些。从去年年中开始，以往多出现在电影电视中的白领手抱纸箱、黯然离职的场景正越来越多地真实上演。不少跨国公司陆续在中国实施大规模裁员计划，或者用低薪休假甚至无薪休假的方式变相裁员，白领下岗潮迎面袭来。《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发现，受行业性和周期性因素叠加影响，白领失业及就业难现象或将长期存在。
白领遭遇“休假式失业”
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3月20日在上海宣布关闭其个险业务，数十名员工及上百名营销员遭遇“闪电裁员”。为此，数十名员工持续聚集到汇丰人寿上海办公地陆家嘴国金中心“讨说法”。
从去年以来，外企裁员就不再是新闻，甚至是裁员重灾区。2012年5月，美国惠普公司宣布，将在两年内裁员2.7万名，中国地区也在裁员范围内；诺基亚西门子中国区去年进行了两轮裁员，累计接近700人；计算机处理器制造商AMD不久前在全球范围内裁员15%，其位于上海的研发中心也实施了裁员。
继去年夏天在全球裁员4000人之后，摩托罗拉今年3月再度宣布，将在全球范围内再裁员1200人，约占总人数的10%，此次裁员的重灾区包括中国、美国和印度。在去年夏天的裁员中，中国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公司受到波及。
摩托罗拉一位内部员工向《经济参考报》记者透露，“裁员还会继续，最终公司在全球将只剩下4000人，中国区的研发将全部被裁撤，最终只保留200人左右。”而目前，摩托罗拉整个中国区还有约1000人。
国际知名猎头公司万宝盛华集团(中国)金融事业部销售总监张梅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去年底以来，某家企业员工集中找工作的现象增多，仔细调查发现是裁员。一些世界500强企业，把部分非核心业务、不掌握客户资源的岗位如行政、人力资源等大量裁员，不少券商的投行部门、研发部门也都出现了裁员。
智联招聘首席人力资源顾问郝健向记者印证，求职者在智联招聘提交简历时会要求填写就业状态，包括离职、在职、应届毕业生等，其中金融行业求职者投递简历时处于离职状态的用户比例，从2011年底的43%提高到2012年底的56%。
值得注意的是，白领“休假式失业”现象增多。通信设备制造商阿尔卡特朗讯2012年全球裁员5000人，其中国子公司上海贝尔一名员工向记者透露，公司本计划对1万多名员工都定期实施无薪休假计划，迫于负面影响太大，目前只在生产部门实施，公司还在酝酿裁员计划，大家人心惶惶。
在今年新春第一场招聘会上，来自吉林的方强也告诉记者，之前在广东东莞一家苹果配件厂商担任数控加工技术员，前两年每月可拿6000多元。从去年开始，由于IPAD销售转冷，公司订单不足，只好实行轮换式休假，员工每月只能领到2000多元，很多人选择主动辞职。一位刘姓工程师今年2月初刚从上海三一能源重工公司辞职。“从去年开始，工程机械、重型机械的订单急剧下降，连三一这样的大企业也不断爆出裁员消息。作为高级工程师，我虽然没被裁掉，但只能选择放假调休、每个月领1450元底薪，或者下车间当工人‘再培训’。”
白领失业及就业难或长期存在
《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发现，这一轮裁员和“休假式失业”现象蔓延，是“周期性”与“行业性”叠加的结果。一方面，经济景气度下行导致就业岗位减少，特别是与国际市场关联度大、开放性高的产业；另一方面，IT、电子、通信等技术更新快、消费更替频繁、竞争激烈的行业，容易因产业技术方向转变而出现大面积集中裁员。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加速，我国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白领失业及就业难现象或将长期存在。
万宝盛华基于对大陆地区具有代表性的4340家企业雇主抽样访问得出的“2013年一季度净雇佣前景指数”显示，相比2012年第一季度，9个区域或城市中有8个区域或城市的雇佣预期有所减弱，广州的净雇佣前景指数下降了8个百分点，北京、华东区、华中及华西区的雇佣预期下降了5个百分点，上海和华北区雇主的净雇佣前景指数均下降了4个百分点。
郝健说，去年以来，采购、行政、人力资源、财会等狭义上的白领岗位竞争非常激烈，常常是一个岗位上百人投递简历，远高于技术工人的应征比例。
万宝盛华金融事业部总经理潘磊告诉记者，从2012年6月起，外资银行就没有任何招聘工作，公司以前的招聘大户安利、通用、福特等，今年招聘岗位非常少，或者改成校招，月薪在2500至3000元，以此来降低成本。不排除未来低成本的大学生将进一步挤压存量就业市场。
专家指出，目前有些公司还在观望阶段，如果2013年经济形势持续低迷，可能会有更大规模的裁员。在经历了2009年经济的V型反弹后，企业一般不会轻易裁员，而采取给员工放假、减薪的方式，等待经济反弹时的订单增加。一旦预想的经济反弹没有出现，可能会有“滞后式”裁员的出现。
警惕白领成“新4050”群体
虽然白领总体再就业能力较强，但要防止他们变成“新4050”群体。这些人原来的薪酬、福利等待遇都较高，工作岗位也比较稳定，容易产生“温水煮青蛙”效应，尤其是部分待遇优渥的外企几乎可以“养老”，这些员工一旦被裁员，不管是年龄、体力、技能还是就业心态，都容易高不成低不就，容易产生心理失衡。
裁员大潮冲击着白领们的神经。一位外企员工向记者感慨道，“十年前的外企风光无限，很多人以外企镀金为荣；今天的外企却朝不保夕。虽有躬身自省，不断学习，无奈年岁已高，市场上无甚竞争力。”
敦煌网CEO王树彤撰文指出，如果说之前的“4050”特指二三十年前国企改制中正值中年的下岗人群，那么眼下受到裁员风暴袭击的高薪高龄外企白领有可能成为“新4050”。
郝健表示，虽然白领总体再就业能力较强，但要防止他们变成“新4050”群体。这些人原来的薪酬、福利等待遇都较高，工作岗位也比较稳定，容易产生“温水煮青蛙”效应，尤其是部分待遇优渥的外企几乎可以“养老”，这些员工一旦被裁员，不管是年龄、体力、技能还是就业心态，都容易高不成低不就，容易产生心理失衡。
上海白领董森多年来一直在一家美资金融咨询公司任职。受近年来海外资本市场低迷影响，公司业务遭受冲击，去年被迫实施了裁员，董森也由此失业。失业后的董森在继续找工作时，突然发现自己的“竞争力”变弱了：相比较80后的同业人士，自己在薪酬要求、学历等方面已处于劣势。在连续数月应聘无果后，董森决定回湖北老家自主创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劳动力市场研究室主任张丽宾建议劳动部门对“白领失业”等新现象、新趋势加强研究应对。她说：“目前劳动部门通常更关注农民工、弱势群体、困难群体等的就业，而缺少对高学历、白领等失业人群的关注和帮助。目前国内的公共就业服务除了帮助传统的低学历人员外，也要考虑给失业的大学生、白领等提供帮助，为其提供心理辅导，帮助白领更新知识结构，提高失业白领的就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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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失衡加剧 劳动力市场再现“普工荒” |
| 记者 周蕊
姚玉洁/上海报道 |
《经济参考报》记者走访节后就业市场发现，技术含量低、工作相对辛苦的普工今年招工难度大。除了新生代农民工对体面就业的追求，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工资差距缩小而物价高涨，对农民工吸引力减弱，企业对用工成本的承受力也接近极限。专家认为，“刘易斯拐点”之后，我国“人口红利”将逐渐消退，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的矛盾将进一步突出。
招普工中介“人头费”涨至500元
新春开年，记者走访了上海多个工业园区及宝山、嘉定、闸北等区专场招聘会现场，发现节后就业市场技术工种招工缺口相对较小，而普工的招工难度较大。
在位于上海宝山区的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现场，上海双钢仓储有限公司人事部负责人金涛告诉记者，节后公司的用工缺口在20多人，提供的薪资也比较有竞争力，现场招聘会没过半，技术工种全部已经招满了。但是普工缺口连一半都没填上，普工技术含量低、工作相对辛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比较弱。
“节后招工太难了！”在金山区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上，上海蓝滨石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人事科科长汪保卫带着200个操作工岗位等了几个小时，最后只招到了个位数的工人。虽然工厂老员工很稳定，但是为明年要投产的三期工厂招聘的100多个新员工走了一半。他打算在多参加几场大型招聘会之余，一边联系劳务派遣公司，一边联系西部地区的职业学校进行校企合作，到夏天毕业实习时直接输送学生，捱过这段“用工荒”。
劳动部门调查发现，企业对一线熟练操作工人的需求最大。上海莘庄工业区劳动与社会保障中心主任许建高告诉记者，企业最头疼的就是普工难招，为了“抢人”，企业不得不给中介“人头费”，招一个人给500元。
招聘网站大谷打工网《2013年基层用工市场前瞻调查报告》显示，受访的5274家企业中，大部分节后需要马上招工，31%的企业称春节后大量缺工急需招聘；54%的企业表示部分岗位欠缺人手，需要招聘；仅15%的企业表示不存在或很少存在缺工情况。超过六成的企业的人事专员表示，基层工人招聘是一年比一年难。
新生代农民工追求体面就业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普工难招主观上源于新生代农民工对体面就业、高质量就业的追求。客观上，随着沿海与中西部地区工资差距的缩小，东部地区对农民工吸引力减弱，而企业对用工成本的承受力也接近极限，进一步提高普工收入有难度。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择业期望值普遍提高，除了劳动报酬，更看重就业质量、生活体验和人生价值的实现，体面就业已成为他们的自发需求。
来自贵州毕节的王勇节后早早就来到上海，打算多参加几场招聘会，找一份“技术含量高、有前途有挑战性”的工作，他想优先寻找行政工作，如果没有尽可能找技术工种。“普工没有职业前景，今年无论如何不能再做普工了”。中职技校毕业的江敏想先看看有没有管理类工作，薪资水平低一些也没有问题，但如果要做服务员等“艰苦岗位”，预期工资不包吃住最少也要每月3000元。
由于经济发达地区生活成本较高，打工收入与中西部地区相比显得“性价比低”，发达地区对低技能农民工吸引力减弱。
来自安徽蚌埠的戴怀荣在建筑工地做泥水匠，工作一天有120元收入。他给记者算了笔账，工地包住，工地食堂吃午餐“白菜加上几片肉”就要8元，晚餐和老乡搭伙自己做，有菜有肉大约5元，每个月能存下近2000元，可是在老家种地的女儿每个月也能挣2000多元。
来自四川泸州的谢永胜在建筑工地做零工，每天收入200元，但是去掉每月房租300元、夫妻两人的生活费1000元，每个月能存1000多元。“如果在重庆打工，我每天也能拿到200元，生活成本低得多，存下的钱就多了。”
此外，发达地区社保缴纳水平较高，企业往往还有培训等支出，企业实际用工成本增加，无力再给普通工人涨工资。以上海为例，2011年起，凡与上海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外来从业人员，按规定参加养老、医疗、工伤三项社会保险，从原本缴纳水平较低的“综保”经过五年过渡期转为“城保”。
上海市嘉定区来沪人员就业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朱华民介绍，企业为来沪打工人员缴纳的社保从原本的100多元，提升到2011年的400多元，到2012年为700多元，从今年4月1日起，缴纳水平在千元左右。此外，由于物价高位运行，城市生活刚性成本上升，劳动者就业收入期望普遍提高，企业为了“留人”，薪资水平年均增幅要在10%左右，还要在技能培训、改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等多个方面着手，这些都给企业带来了不少压力。
多管齐下完善社会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教授指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根据测算，16至24岁青年劳动力数量将从2006年的1.2亿人，降至2020年的6000万人；25至55岁的黄金就业人口从2015年起将明显下降，这决定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尤其是低端劳动力市场将趋于紧缺。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介绍，2011年本乡镇就业的农民工中，40岁以上占60.4%，而在外出农民工中，40岁以上占18.2%，这意味着受户籍、社会保障等限制，农民工过早地退出了城市劳动力市场。降低户籍门槛，保障农民工同城待遇，在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多方面为其提供“市民待遇”，将有效延长农民工在城市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力供给。
对于农民工“体面就业”的需求，上海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人赵建德认为，政府应加强引导，提倡职业不分高低贵贱的正确职业观，减少不必要的劳动力错配。“爱白领不爱蓝领”“重体面不重收入”的社会心理是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心声，政府要顺应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提供就业服务，加强职业培训，提升劳动力素质和就业质量。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所长莫荣认为，提高就业质量、实现体面劳动是目前劳动就业领域新的发展趋势，针对就业市场心态的变化，政府应做针对性的应对，加强对劳动者劳动权益的保护，完善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障，确保在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劳动者收入的不断增长，以实现体面劳动。
一边是白领“裁员潮”，一边是低端劳动力市场“普工荒”，就业市场去年以来呈现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充分凸显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错配和失衡。
《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发现，“普工难招”与“白领失业”、“大学生就业难”等新的就业格局的出现，背后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首先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统计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比上年末下降0.6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我国人口红利将逐渐减退，尤其是低端劳动力供给从长期来看将会趋于紧张，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而最新出现的白领裁员失业现象，短期看是周期性问题，长期看是源于我国劳动力需求与供给结构性偏差。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陈钊认为，在高速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带来中、高级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矛盾。而由于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差距等原因，大量大学毕业生涌入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加剧了结构性失业。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认为，制造业大量缺工，背后是教育结构与劳动力需求不匹配带来的劳动力结构性失衡：由于我国传统的教育、就业观念都倾向于读大学、坐办公室，导致“白领”供给过剩，而技术工人供给相对不足，普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较低，与企业越来越高的用工成本形成较大矛盾。一边是大学生支付了昂贵的教育成本，最终却不得不降低预期低质量就业；另一边却是企业招工难，并承受越来越高的用工成本。这种“错配”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又增加了经济增长的成本，亟待扭转。
专家提醒，在这种结构“错配”下，目前需要注意的是，一旦经济出现大幅波动，大量的白领和大学生就会谋求低目标就业，进而冲击低端劳动力市场，产生社会矛盾。
去年南京摩托罗拉裁员就曾给员工带来恐慌，一名赵女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南京和京、沪等一线城市不同，同类工作岗位较少，500多人一起找工作，机会太少了，我们又不可能去其他城市，找不到工作只能退而求其次。”
专家建议，应该加快“农民市民化”延长其劳动年限，提升职业教育水平提高生产效率，通过多种途径增加劳动力供给，缓解“普工荒”，减少社会资源错配。
陈钊建议，我国需及早调整劳动力供给结构，扭转长期以来教育资源过度向高等教育倾斜的偏差，加强职业教育、应用技术类教育，提高劳动生产率，延长“人口红利”，以此来配合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应进一步推广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提升我国职业教育层次，提高职业教育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