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浙江、福建等地药监局坚持每季度对药品抽检结果在网上公告，而从２０１０年至今所公告的不合格产品中，有部分企业几乎每期都“榜上有名”，“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样的企业还能安然生存呢？”谈起这些“罗生门”的事，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花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韦飞燕仍然难抑愤怒。
    “现在‘消’字号、‘健’字号产品冒充药品的现象十分普遍，几乎处于不可控的状态，而法律对此的界定依然模糊。”韦飞燕说。
    ２０１１年，韦飞燕组织人员走访了７１９２家终端药店，发现涉嫌销售非药冒充药品的药店有１９０９家，占调研药店总数的２６．５４％。２０１２年两会期间，她提交了《关于加大整治非药品冒充药品的建议》，得到了国家食药监局的重视，并通知各省区市药品管理部门查处。
    “而一年多来，非药冒充药品的假药、正规生产企业生产的劣药在终端销售依然很普遍。”韦飞燕说，今年初，她又组织人员走访了３７个地级市１３１５家药店，发现涉嫌销售假冒药品的有２７３家，在调研药店总数中占２０．７６％。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兰州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制药工程系主任马建苹说：“（相关）法律法规我们是有的，主要是执行难或者执行不力。”马建苹认为，造成目前假药泛滥主要是在制造和流通环节上执法不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宇表示，药品制假售假一旦在源头和执行上处置得力，将在短时间内见成效。
    “与传染病或者环境问题不同，假药问题是纯粹的人祸。处置得力，没人敢干了，这一问题将迎刃而解。”王宇说。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日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加大了对生产制售假药的处罚，制售假药可以入刑，对制售假药的打击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但韦飞燕认为实际的执行力度很弱。
    “本以为这是个重锤，预期会像查处‘酒驾’一样严厉，但其实不然。药品打假不像打击酒驾，公安部门一管到底，药品打假涉及药监、卫生、工商、公安部门，打假责任主体不明，难以形成合力，有的甚至相互推诿，各地执法力度也不一样，结果假药还是泛滥。”韦飞燕说。
    假药认定的问题解决后，关键就是执行打假的问题，制度化才能保证有效的结果，因此相关部门应制定严厉的假药稽查制度，以确保对假药的打击力度。
    马建苹建议，应从立法层面对药品市场进行规范，如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对制售假药的行为从法律层面做出更严厉的制裁，提高违法成本，形成有效威慑；同时在具体执行和监管的过程中，注重实效，杜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在今年两会上，韦飞燕拟提出《建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议案》，详细列出了１０条修改建议，从完善法律入手，解决制售假劣药品处罚过轻、监管不严的问题，减少假劣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危害。
    “建议国家药监部门会同公安部门、工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制定联合打击假药制度，让假药的制造者和销售商暴露在阳光下无处遁形。”韦飞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