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日，财政部向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交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13年预算草案报告后，其中有关央企上缴红利比例的问题与社会呼声契合。
在两会现场，关于红利上缴比例和红利使用方向，代表委员们都给予了大量的建议。
上缴比例或将提高
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央企应该按照国有股份所占比例上缴红利。
“2012年财政收入为117209.75亿元，央企国有资本收益仅上交970.83亿元，大家可以算一下上交的百分比。”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富申评估咨询集团董事长樊芸5日参加上海团审议时，也对央企上缴红利比例提出看法：“掌握着垄断资源的央企少交、漏交的有多少？没有将统计数据交到代表手上。作为代表不禁要问央企国有资本金占多少？上交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纳入财政预算收支管理的有多少？这些数据应该对应起来看，这笔账有没有算过？”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戌源虽然来自上海市国资委控股的企业，但他在接受采访时亦表示，国资收益上缴比例应该提高，他认为目前的总体比例是比较低的。
按照财政部此前发布的通知，央企被分为四档实施征收，前三类企业应分别上缴企业税后利润的15%、10%和5%，第四类企业则免交国有资本收益。其中，位于第一类的垄断性企业的征收标准虽然只有15%，但比以往10%的标准增长了一半。
虽然外界认为央企上缴红利与企业利润有相当差距，但仅从国资委监管的央企的经营情况来看，即便是按照国有股份所占比例上缴红利，当前能属于国家支配的红利也是有限的。
由于国资委所监管央企60%以上的资产已纳入到上市公司中，相应的利润通过上市公司分配出去，能够属于央企母公司即国家可支配的净利润并不高。但是，由于国内对于提高央企红利上缴比例的呼声日益高涨，经国务院批准，从2012年起中国烟草总公司税后利润征缴比例首先从15%上升至20%，这或许意味着更多央企可能也会被提高征缴比例。
在这样的征收比例下，根据财政部3月5日提交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13年预算草案报告显示，2012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收入1572.84亿元，全国国有资本经营支出1479.66亿元。地方国有资本经营收入602.01亿元，地方国有资本经营支出549.87亿元。
全国人大代表、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金建议，中国应定期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细化的资产负债分类和分析体系的建立，有利于提高和促进国有经营性资产的使用效率和经营资产收益情况的分析和考核，以促进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的规模，包括：进一步扩大国有企业利润上缴的主体，除央企外，地方国有企业、铁路等非国资委管理的垄断性行业、国有金融企业等，也要尽快实行资本分红。同时也有利于国家控制和分析负债规模及风险。
政府征收的“隐形红利”并不少
对于外界提高红利征缴比例的讨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党组书记、副总经理马须伦回应说，红利上交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税的缴纳，这方面的数字非常可观。
近几年，从增加值上看，私营企业和股份制公司已经超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力量，但国有企业在纳税上的相对贡献却更为明显。
2012年，在当年实现利润总额1.3万亿元，同比增长2.7%的情况下，国资委所监管央企累计上交税金总额1.9万亿元，同比增长13%。2012年，全国财政收入约为11.72万亿元，粗略计算这1.9万亿税金占比约为16.2%。这一比例已远远超过这些央企增加值在全国GDP中的占比。
“不要老盯着红利，你要总体上看央企为国家做出了什么贡献。当国家、人民需要的时候，央企是最无私的，不讲条件的。利比亚撤侨，东航派了26架飞机，没有讲任何条件。”马须伦表示，“假如说央企的盈利都分红了，央企参与竞争都是问题，所以需要一个平衡。以后随着新的发展还会有新的平衡，但我认为目前这个平衡还比较恰当。”
这也反映了央企和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即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仅是4万亿计划实施过程中那样成为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工具，同时在国家战略布局中被委托承担着一定的政府公共职能。由于这种委托关系并未被政府予以市场化，所以央企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可能需要政府通过补贴和政策倾斜予以补偿。
一个明显的案例是，在中国的石油战略中，政府一方面给予石油公司国内垄断利润，另一方面通过石油企业在海外为保障国内供给而广泛寻油。另一个案例是，中国出于民生考量未在过去几年调整电价，从而造成发电企业政策性亏损，其后就不得不通过注入资本金对国有电力企业实施补偿。
十八大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明确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是明确政府和国企关系的前提，也有助于从市场化角度厘清政府从企业获得的隐形红利、企业从政府得到的隐形补贴，从而为在市场化基础上、在股权分配的基础上按照更高比例征收红利奠定基础。
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上，中国已经实施了多项改革。在目前国资委的探索中，已经通过董事会建设等方式，让企业由专业化团队来管理，尽量摆脱行政影响。近年，中组部也在尝试央企高管海外招聘，希望借助专业性人才而不仅仅是党的干部来管理企业。
全国人大代表、宝钢集团总经理何文波直言，他更关心的不是国有红利怎么分的问题，而是国企进一步改革的问题。
“国企改革的核心是要把国企当作企业来管理。”何文波说，“公司治理上肯定是第一条，还有管理团队的市场化、透明化，需要往前推、不要停，我感觉现在速度不够快。现在考虑怎么分的问题，这个我觉得很危险。”
红利使用途径要交“明白账”
在2012年的央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中，央企社会保障支出4.39亿元，国有股减持收入补充社保基金支出17.21亿元，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保等民生支出50亿元，其他绝大部分主要用于国有企业的资本性支出和费用性支出。
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13年预算草案报告进一步揭示，用于资本性和费用性两项支出包括央企兼并重组专项资金、国有经济及产业结构调整、重大科技创新项目、重大节能减排项目、境外投资、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建设、央企改革脱困补助等。报告还提到，2012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超收收入安排用于对五大发电集团的补充资本金，但没有透露注资理由及注资总额，只是称“有关情况国务院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
这被一些委员认为支出项的说明上不够明确。
陈戌源就表示，兼并重组这是企业经营行为，但央企兼并重组专项资金为什么要中央财政出钱，他没有想明白。
上海天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祝波善对记者表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管理一方面是扩大征收范围和比例，一方面调控其使用途径，如果如以往那样注回央企，就起不到宏观调控的效果。
事实上，政府也在计划逐步减少国企红利体内循环的问题。按照此前审计署报告披露的情况，财政部正在研究进一步理顺公共财政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两者之间的关系，适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规模逐步增加的状况，逐步减少公共财政预算用于国有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