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学人》周刊最近一期刊登立命馆大学政策科学部教授西村阳造一篇题为《日元要防备人民币国际化》的文章，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关键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而非政策优劣，人民币国际化将成为大势所趋，但全面实现还需一二十年。作为应对，日本需要讨论如何优先加强经济增长能力、积极参与亚洲金融一体化、提升东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等课题。

　　实行资本限制受制于“国际金融三重矛盾”

　　文章说，即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人民币要全面实现国际化也应是十年、二十年后的事情。2009年以来，中国已经推动了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的结算，今后还会继续放宽对资本的限制。这里的资本限制是指对外资交易实行的限制。
　　只要资本限制存在，境外人员在使用、筹集人民币资金并对其风险进行管理时就会受到限制，人民币在贸易等国际交易中的使用也自然会受到制约。正因为资本限制的存在，人民币在全球外汇交易中所占的比率仍然很低。
　　在收入水平接近发达国家之前，中国政府需要保留一种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引导的机制，这就是资本限制得以维持的原因。中国政府所担心的是，一旦放宽限制，境外人员就可以大量买卖人民币，届时就很难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控制人民币的汇率水平。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出口国，也是美国国债的最大买主。然而，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却远低于发达国家，截至2010年仅相当于日本的1/10左右。
　　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内外局势的变化将对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内物价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政府在密切关注这一点的同时，维持了原有的人民币汇率机制。这对于实现贸易主导的经济增长和维护社会稳定极为重要。
　　要做到这一点就无法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必须牺牲其中之一。这三个条件分别是：汇率的稳定、独立于海外的金融政策、内外资本的自由流动。这用“国际金融的三重矛盾”也能够解释。
　　中国政府通过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等方式，将人民币汇率稳定在目标水平上，不希望由市场的供求来决定汇率。换言之，这是为了实现第一个条件“汇率稳定”。此外，为了稳定国内物价和经济增长，中国也希望在金融政策方面保持独立性，能够根据自身的情况调节汇率，不受海外经济和金融动向的牵制，这相当于第二个条件“独立于海外的金融政策”。
　　当经济过热和物价上涨时，中国政府为了促使经济降温，平抑物价，有必要提高人民币利率。但这样做后，受高利率的吸引，海外资金为了购买人民币就会流入中国，从而导致人民币汇率上升。
　　不过，如果对海外资金的流入进行限制，就可以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避免汇率飙升。这就说明了资本限制是必要的，要优先维持第一个条件“汇率稳定”和第二个条件“独立于海外的金融政策”，就必须牺牲第三个条件“资本的自由流动”。
　　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国内的金融和资本市场尚不健全和成熟，因此客观上也有必要对资本实行限制。一旦放松资本限制，来自海外的大量资金就会蜂拥而至，从而催生泡沫，最终导致资金外逃和泡沫经济崩溃，使形势更加严峻。

　　人民币国际化取决于经济增长而非政策优劣

　　文章认为，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目前的高速增长，人民币的国际化将成为大势所趋，尽管这需要走很长的路。这是因为随着经济的扩大和趋于稳定，资本限制的必要性会不断下降。
　　实际上，中国的收入水平正在逐步向发达国家靠拢，“汇率稳定”的政策优先度正在下降，而国内的金融和资本市场也在逐步完善。此外，中国还是一个人口大国，预计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在本世纪20年代后半期超过美国，并将日本远远抛在后头。因此，一旦经济规模在全球处于异常突出的地位，资本进出对中国国内经济和金融的影响就会相对变小，“国际金融的三重矛盾”对放宽和撤销资本限制的阻力也会降低。
　　而且，由于经济和贸易规模过于庞大，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也会增大。即使筹集和使用人民币因资本限制而感到不便，但只要竞争对手使用人民币与中国进行交易，那么我们也就不得不使用人民币结算，结果就会形成“别人能用我也能用”的机制。这将会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使其或许能够在东亚获得基础货币的地位。
　　由此可见，人民币国际化关键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而非政策的优劣。重要的是，在放宽和取消资本限制的过程中，应避免造成金融动荡。从历史上看，英国和美国是在经济等方面成为超级大国之后，其货币才具有了基础货币的地位，并非是因为制定了战略性的路线图而成为了基础货币国家。

　　日本要提前准备应对人民币国际化

　　文章说，不过，中国经济无法维持高速增长、始终停留于发展中国家状态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由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中国人口老龄化将日趋严峻，今后确保廉价的劳动力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在劳动密集型领域，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奋起直追；在知识密集型领域，中国又面临着发达国家的竞争。一旦这些因素促使中国经济增速大幅度放缓，那么人民币国际化将会停滞不前。
　　以1/4世纪为单位来预测经济增长是不现实的。然而，无论中国将来是顺利走上发达国家之路，还是停留在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日本在应对日中关系的变化方面，加强经济增长能力始终会是最优先的课题，这一点不会改变。
　　从国债和金融的角度来看，在确保国内金融部门活力和健康发展的前提下，日本需要提升东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
　　随着亚洲各国之间跨境资本和证券交易的不断扩大，日本官方和民间都应积极推动相关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其中包括跨境结算、规则、惯例的制定形成等。抽象地说，日本需要积极参与亚洲金融的一体化。这些课题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讨论“日元的国际化”时就已经提出，今后其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