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国家外汇管理局已于数月前成立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办公室，其将肩负我国外储多元化经营管理的使命。据悉，与之前外管局委托贷款通道主要依赖政策性银行相比，此次成立的“委贷办”运营方式将更加市场化，通过委托贷款竞争机制的设立，不仅可以相对提高外储委托贷款的收益率，更可以减少由议价模式所导致的寻租空间。
　　但是，“委贷办”的成立以及委托贷款运营的市场化，目前仅能视之为我国外储管理市场化的探索，外储管理整体市场化依然遥远。
　　首先，尽管外管局设立“委贷办”已近半年，可至今仍事实处于筹建状态，不仅办公人员较少、职能相对单一，而且将“委贷办”设定为司局级行职机构，与市场化运营的独立法人机构相距甚远；此外，围绕“委贷办”市场化运营的授权体制、激励机制、信息披露等，更是讯息甚少。而且，外管局虽然明确在委托贷款通道的选择上，将施行市场化竞争机制，让性质不一(政策性和商业性)、规模不一(五大行和股份制银行)的银行参与委托贷款招标竞争，但在企业借款方的选择上，能否真正走出“重国轻民”的桎梏，给予“走出去”民企与国企同等贷款发放标准及同等贷款利率标准，显然是考量“委贷办”市场化运营彻底与否的关健。
　　其次，虽然自2007年成立中投公司以来，我国外储投资管理改革貌似在加速，但是，在我国外储年均增速高达35%左右(近十年)，雄居外储第一大国已达7年之久的情况下，我国外储投资管理改革进程事实上已滞后于外储体量膨胀的增速，由此并已带来我国货币被动增发难以有效冲销的隐患。依此而论，我国近年来的外储投资管理改革，并非是改革意识增强的主动选择，而是客观货币环境陷入困境的无奈之举。
　　最后，我国当下民间境外直投仍受政策性限制，致使我国外储投资管理仍以行政力量主导为主，而无法形成民间藏汇、民间用汇的社会环境，但我国民间资本直投境外，其审批程序及额度依然面临诸多政策性限制。固然，去年3月国务院审批通过的温州金改试点第四条，已明确表示在温州先行启动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但是，一来温州金改仅为针对温州一地之金融改革的先行先试，当下仍无法普及到全国各地；二来即便是温州金改试点中的个人境外直投，仍仅限于个人而非民企，且投资领域和具体数额亦存在相对限制。基于此，我国普遍实行敞口更大的民间境外直投，如果这一瓶颈无法得到真正突破，即使人民币汇率进入相对均衡区间，民间藏汇、民间用汇的意识和动力仍无法有效激发，从而由外储增加所形成的人民币被动增发的堰塞湖，仍然难以有效缓解。受此限制，外管局即使加大外储投资管理改革力度，亦仅能局限于行政力量主导的框架之内，其外储投资的运行效率及监管成本，仍无法与民间境外直投效果相提并论。
　　综上，欲真正提高我国外储投资效益、降低外储投资管理的制度成本，必须加大外储投资市场化改革的力度，通过对民间境外直投、外储资源配置均衡(民企与国企)等在内的结构性破题，激发民间藏汇、民间用汇积极性，提高我国外储支持民企“走出去”的额度占比，扭转我国外储历年投资效率过低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