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部分国家的发展历程，后进国家迅速崛起与大国持续保持强盛，无一不是抓住了各自的战略机遇，而国家从兴盛转向衰落则基本上都与错失机遇或未能将挑战转化为机遇有关。
认清形势顺势而为
历史上大部分想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都曾面临国际体系由他国主导，新兴大国难以融入的局面。如何变挑战为机遇，成功者如英、美，失败者有日、德、苏。
一是审时度势抓住机遇。现代大国的兴起，无一不面临“霸主”主导的不公正的权势分配和国际规则。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表示，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没有成为英国霸权及其殖民体系的直接挑战者，却在两次大战中成为英国的主要盟友。美国不是推翻英国的全球霸主地位，而是在英国霸权自然衰落的过程中逐步取而代之。
与之相反，德国和日本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度成为欧洲和东亚最强大的国家。德国与美国不同，在它的经济总量超过英国后，立刻向后者的世界领导权发起挑战，谋求建立与英国舰队规模相等的海军，希望依靠强大的陆军打破欧洲均势，在全球范围内同大英帝国展开争夺，由此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而日本在占领中国大陆大片土地后，也迫不及待地转向进攻东南亚国家和太平洋岛屿，走上与当时的“霸主”英美全面对抗的道路。毫无节制地挑战现存霸权和国际体系，由战争起家又因战争衰落，构成这两个国家崛起后又迅速失败的主要轨迹。
二是谨慎妥善使用国力。哈佛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认为，在国际体系中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总是相互依存。无论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何种程度，在每个世纪都会有一场关于应将多少国家财富用于军事目的的辩论。对于国力的正确把握，是一国能否保持兴盛的关键所在。
苏联、美国都曾犯下滥用国力的错误。冷战期间的苏联在改革自身体制方面畏手畏脚，没有充分利用战后国际经济迅速增长的大环境，而是以一己之力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最终积重难返，全面解体。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凭借信息技术革命，在国力方面重新达到顶峰。但小布什政府却错误地遵循新保守主义路线，发动全球“反恐战争”，使美国深陷泥潭，消耗大量国力，为当前仍在持续的金融危机爆发埋下伏笔。
三是敢于顶住外部压力。在认清国际形势的前提下顺势而为，并不意味着一国要牺牲自己的自主性，在必要时候要敢于抗压，尽量发挥自身的竞争优势，尽可能延长自身的发展机遇。
日本在这方面有惨痛教训。二战后，日本利用“冷战”机遇迅速实现崛起，到上世纪90年代初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美国在感受到日本在经济上的巨大威胁后，不断逼迫日元升值以削弱日本商品的价格优势，同时敦促日本在经济上实行新自由主义，要求日本在投资与储蓄、土地利用等方面进行改革，对美国资本和商品开放国内市场。面对来自美国的压力，日本没有认清上述要求可能带来的恶果，做出了重大妥协。短期内日本陶醉于超级繁荣的局面，但经济泡沫却大量产生，其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优势也被逐步消解，国家陷入“失落的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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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日前发表的联合报告显示，香港连续第19年位列“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图为从高空俯瞰维港两岸。记者李鹏/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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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调整应对挑战
纵观历史上的世界强国，要实现崛起及维持自身地位，关键在于面对挑战和挫折时，能够不断自我调整，及时进行改革。
一是主动调整适应变化。冷战时期，美国在苏联的压力下，通过调整国民经济地理布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军工研发、开发国内消费市场，变挑战为机遇，实现了国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越战受挫后，美国抓住信息技术发展机遇，依托国内变革，加强研发与体制创新，以信息化获得了超越他国的巨大竞争优势。在当前金融危机下，美国再次期望凭借巨大的科技优势和在信息技术领域内的垄断地位，同时通过“页岩气革命”实现能源独立，并推行“再工业化”调整发展模式，逐步摆脱困境。
新加坡是灵活调整发展模式的另一典型。新加坡以弹丸之地成为经济强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十年一转型”的战略安排。新加坡立国方针以贸易为本，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新加坡以精英治理的政府为主导，大约每十年经历一次转型，从最初的劳动密集型，转为资本密集型，发展到现在知识密集型。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新加坡模式的本质在于有一种持续调整以适应国际形势变化的能力。
二是回应诉求化解矛盾。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法国在戴高乐执政下经济持续繁荣发展，经济年增长率在西方世界仅低于日本，但贫富分化严重，中间阶层亦受损害。1968年，法国发生“五月风暴”，社会抗议浪潮蔓延全国，国家陷入瘫痪，戴高乐也因此辞职。蓬皮杜继任后，把经济繁荣、社会福利作为任期内优先目标，确定了工业高速而合理的增长原则，避免经济停滞或过快增长引发社会动乱，继而延续了法国战后复兴的“光辉30年”。
上世纪70年代的韩国，长期的政治高压、强迫积累和西方思潮的持续渗透，给社会带来了越来越尖锐的矛盾，全国各地的罢工罢课活动此起彼伏。针对恶劣的国内外环境，靠兵变起家的全斗焕采取了软硬两手：政治上延续高压政策，经济上继续扶持大型企业集团，对外交往上刚柔并济，在缓解社会情绪方面则通过文化、体育等方式凝聚民心。特别是韩国先后成功举办亚运会和奥运会，使韩国人心中郁结的内部仇恨逐渐化为民族自豪感。此后，韩国又迎来了“低油价、低汇率、低利率”的大好时代，韩国经济持续发展，国内的社会民主运动也渐渐平息下来。
远见魄力不可忽视
纵览二战后各主要国家的发展历程，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能否抓住历史机遇，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领导人的眼光和气魄，领导人在一定历史阶段对国家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不可低估。
一是具备谋划战略的远见。在一国兴起过程中，明确和坚持长期战略对于认识和把握机遇意义重大。二战后，法国失去了战前的国际地位，戴高乐在首次执政时便确定了法国重返“世界大国”的战略目标，提出法国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独立，恢复法国的强大实力、大国地位和世界使命”。按照戴高乐的治国理念和战略部署，法国积极推动经济发展，坚持自身独立性，注重发展军事工业特别是核武器研发，通过欧洲联合把联邦德国纳入一体化进程，最终在战后30年重新跻身世界大国之列。
二是具备勇于开拓的气魄。普京和卢拉是大国领导者中坚持推行改革的代表。普京1999年主政后以铁腕治国。他对叶利钦时期的内政外交政策作出了大幅调整，主张俄罗斯必须集中权力、严肃法纪、对外示强，否则必然受他国欺凌。在其主政10年间，俄罗斯充分利用国际油气价格上涨机会。到2012年，俄罗斯实现了2002年提出的GDP10年翻番的目标，职工月薪在8年间增长了8倍。
巴西前总统卢拉也是坚定的改革派。他上台后坚决放弃了过去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实施以消除贫困为主要目标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2007年，巴西政府提出以提高综合国力为主要目标的“加速增长计划(PAC)”。2003—2010年，巴西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4.0%，经济规模扩张了50%左右。到2011年，巴西名义GDP排名已超过英国，位居第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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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纽约华尔街，华盛顿雕像的手臂指向晨光中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记者 申宏/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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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回声报》不久前发表卡尔·德梅耶尔撰写的文章称：美国进入再工业化阶段。
文章说，荷兰国际集团的分析师们发表了一篇研究文章，标题让人眼前一亮——《再工业化革命》。这份研究指出，自最近这次经济衰退以来，“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生产资料来拉动的，而且在劳动力市场上，工业岗位的增长前所未见。这和我们在以往的经济周期中所见的截然相反。”在当前的经济周期中，“服务业对增长的贡献其实很小，而建筑业则略有一点拖后腿的角色。”
文章认为，有几个原因可以解释美国工业的恢复。首先是奥巴马政府为刺激出口所做的一系列努力。美国的出口额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的比例从1995年的9%增长到如今的13.5%。其次，荷兰国际集团的研究人员坚持认为，这得益于美国工业廉价的能源优势，尤其是页岩气。在工业领域，德国和美国是竞争对手关系。维护德国工业利益的德国工业联合会经常让柏林注意这个重要的竞争力因素。在德国放弃核能之后，本来在出口上领先的德国中小企业电力成本升高了。最后一点，曾经向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转移的就业岗位现在正重归美国。美国新闻界讲着大大小小的企业故事，这些企业将生产单位迁回国内，因为实在是对缓慢的货运、海上运费的增加以及发货出错的概率失望透顶。
文章分析说，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纺织业和电子业这种需要进行很多组装的行业不太会选择美国。而大型机械的制造商则相反，因为他们要做的工作只是保证自动装配线正常运行就可以了，而不用把各部分零件组装起来。越来越多做这行的企业选择在美国投资，比如通用电气公司或卡特彼勒公司。它们在美国可以找到熟练工人，也离通常要求短期交货的客源更近。
另外，正如通用电气公司的总裁杰弗里·伊梅尔特不久前所解释的那样：“现在我们工厂生产中应用的技术含量使劳动力成本成了一个影响相对较小的因素，这和10年前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这次再工业化进程并不足以让失业率有明显的下降。更何况还有其他问题威胁美国的就业———白宫密切关注欧元区危机，这场危机使欧洲的需求一蹶不振。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布鲁斯·卡茨日前则表示，制造业对于维持美国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美国政府应当加大对制造业的扶持力度，但美国制造业的复苏道路将是漫长而曲折的。卡茨强调，美国联邦政府尚未形成扶持制造业振兴的全面战略，联邦政府对于制造业的资金支持力度不够，执行和制造业有关政策的是商务部、劳工部、能源部等多个政府部门，从而造成政出多门的局面，美国联邦政府应当制定关于扶持制造业振兴的系统化战略。
